纵贯线乐队打造一个传奇

　　“纵贯线”乐队因台湾南北铁路“纵贯线”通车百年而得名。7 月11 日， “纵贯线”乐队在上海举行演唱会。此前，乐队成员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四人一起举办了近50 场演唱会。三代台湾音乐人缘何走到一起？罗大佑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我们的成立是来自音乐，来自创作。我们没有表演钢管秀，也不是纯娱乐。我们要证明音乐的力量。”

　　文/ 刘牧洋

　　在台湾，贯穿台湾南北的铁路被称为“纵贯线”。

　　1908 年，台湾最早的一条纵贯线全线通车，这条铁路起于基隆，止于高雄，连起了整个台湾。2008 年，“纵贯线”通车百年，台湾乐坛四个男人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举动，他们成立了一支乐队，名字就叫“纵贯线”。

　　1954 年出生的罗大佑、1958 年出生的李宗盛、1960 年出生的周华健、1974 年出生的张震岳，四位不同身份的音乐人代表了整整三代台湾人的音乐记忆。取“纵贯线”之名，意在像那条知名的铁路一样，串联起几代人的歌声。“我们是一个3+1 组合，是对话，也是碰撞。”周华健说。

　　今年3 月7 日，纵贯线的首场演出在台湾小巨蛋举行。演唱会快结束时，场馆里几盏顶灯亮起，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一边演唱着属于自己那个时代的歌，一边清楚无比地看到一张张冲着台上微笑的脸，“感觉一下子经过时光隧道，找回了自己的记忆。”李宗盛站在台上很感慨。

　　当晚，四位加起来近两百岁的男人在庆功宴上打开了一瓶香槟，“我们要翻开流行歌历史上新的一页！”他们举起酒杯宣布，豪气干云，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的“野心”。

　　起初所有人以为这不过是场惊人的“玩票”，几个乐坛的“大佬”找来一个“不正经”的小伙，再秀一把自己的音乐才能，或者纯粹捞上一笔走人。

　　“我们四个人，不是为了多一栋房子，或一辆新车来做音乐，我们已经不需要这个，好的事情一定需要时间。”罗大佑说。为了“纵贯线”，所有人都推掉了自己的工作，来完完全全配合这一年的时间。

　　“只成立一年，出一张专辑，办一场巡回演出。”这是“纵贯线”成立当日的宣言。

　　从台湾到香港，到北京、昆明、天津、西安??到7 月11 日的“中国电信天翼爱音乐”上海演唱会之前，“纵贯线”已经举办了近50 场演唱会。

　　“真不习惯上海的节奏啊。”刚坐下，就不停歇地回答完记者一连串问题，罗大佑懒洋洋地抱怨道。他们刚从昆明举办完“纵贯线”的演出，那里灿烂的阳光和悠闲的生活似乎还在脑海里。李宗盛和张震岳藏在墨镜之后的双眼半梦半醒，“你知道吗，我们在那接受采访，本来在沙发上是正坐的，记者慢慢问，我们的身体就慢慢往下滑，最后平躺着，完全放松在那里了。”罗大佑在椅子上模仿着当时的情况。

　　尽管罗大佑刻意对记者摆出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但访问开始时，他体贴地把自己的座位往记者这边挪了挪“。坐近一点啊”，他喊着，方便记者可以更清楚地听到他的话。

　　他一边半真半假地说“骂记者”是他的拿手好戏，一边又为记者挡掉工作人员的催促，“没事，我喜欢女孩子的。”

　　在采访快结束时，罗大佑回到了人们所熟悉的那个“愤青”状态，“如今的音乐变成了被侮辱的东西。我们还是要证明说，音乐可以做得更多。”他脸带厌恶地拿起桌上的手机，“ 你用彩铃吗？”他扭过头问记者，同时大声地问身边的人。

　　“ 彩铃已经让音乐变成接听电话的一种提示了，每个人听到音乐响起，第一个反应就是赶紧接起来，让它响得越短越好！什么时候音乐变成这样了？”他骂道。“纵贯线”的其他三人，则不约而同地笑起来。

　　四个人的青春与哀愁

　　1974 年，一个叫罗大佑的医生发表了第一首创作歌曲《歌》。 同年，张震岳出生。

　　这一年，20 岁的罗大佑拿着他的第一张唱片，走进唱片公司的大门，“我记得当时为了录音，我还借了些钱。等唱片做好后，我跑了六七家唱片公司，他们都不收，觉得我的音乐太奇怪了。”

　　当时，台湾《民生报》的一个记者对罗大佑说，“你的唱片最后只能卖1500张，但这些买的人会每天在家听你的歌。”这句话，对罗大佑既是泼凉水，也暗含鼓励。当时的台湾流行音乐里，还充满了日本音乐的影子，“歌词全是‘歌女’、‘江湖’、‘艺伎’、‘漂浮’等，很东洋音乐。”李宗盛回忆道，那时的他，不过是个爱弹吉他的少年。

　　唱片公司的老板们不知道，这张要和当下流行音乐“过不去”的唱片，到底能不能赚到钱，“毕竟当时买一张正版唱片的钱，可以买十张盗版了。”当时的音乐圈，并不是一个赚钱的行当，没有代言没有品牌，没有发达的商业运作，明星也没什么风光的。

　　尽管罗大佑的父母都是音乐爱好者，罗大佑从小听歌仔戏长大，还有台湾民谣、日本歌，“我爸爸喜欢音乐，家里一直会放《绿岛小夜曲》，初中的时候，我跟哥哥听西洋音乐、国语歌，还有贺绿汀的《天涯歌女》，也听京剧，范围很广。”但听说儿子不做医生跑去做音乐人，父亲第一个不同意，“在他看来，医生是个铁饭碗，做音乐，你会饿死的。”

　　“知识分子”罗大佑也有过犹豫，“我最早是帮电影配乐，从1977年到1978年，一边写歌一边从事医学训练，同时很挣扎，想要不要把那只留在医学的脚拔出来，全部跨进音乐区。这些都需要勇气，包括唱片做了三年，也没出版，当时整个人也在一种边缘状态。”

　　“台湾乐坛最早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加入，所以在整个大华语地区中，当时台湾音乐人的素质是最高的，也对这个行业充满愿景。毕竟这是个文化产业，而不是金钱产业。也正因为这样，台湾社会才允许了罗大佑的出现。”李宗盛评价道。

　　没过多久，四处被拒的罗大佑遇到了时任滚石唱片总经理的张培仁。在张培仁的促成下，1982 年4 月，罗大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之乎者也》问世，也正是这张专辑，震惊全台，让罗大佑以一个乐坛的改革者姿态出现，当时有人称他为乐坛的“黑色旋风”。

　　也是在那几年里，19 岁的香港少年周华健到台湾读书，他是带着一种“朝圣”的心情来的。当时台湾，就像后来的香港，每个歌手要去红馆演出了，才好像拥有了资格证书。

　　还在上学的周华健高高兴兴地拿着罗大佑的专辑回家，兴奋地告诉父母，他要去做音乐，“爸爸你听，流行歌曲是可以这样做的。”

　　父亲并没有理他，周华健只得拿给哥哥听，接着，哥哥开始帮忙一起说服父亲，周华健才得以过关，进入这一行。“但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和罗大佑一起组乐队。”

　　罗大佑成为当时“失声”的台湾乐坛的精神领袖，“没有人会期待罗大佑会上哪个电视节目来娱乐我，我们每个人都在等待大佑的出片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讯息，什么新的观念，换句话说，我们都在期待，这次罗大佑要和我们说什么。”李宗盛回忆道。

　　1985 年，已经在流行乐坛有点小名气的李宗盛也加入滚石唱片。“当时李宗盛有个合唱团，叫‘木吉他’，创作了不少很清新、很隽永的作品。”罗大佑说。

　　自称是“罗大佑粉丝”的李宗盛在滚石认识了偶像，没过几年，周华健也因为在民歌餐厅唱歌，被李宗盛发掘并推荐进了滚石，三个人的青春奇异地交杂在了一起。

　　尽管罗大佑和李宗盛的创作风格不同，但依然无碍之后深厚友谊的结成。2004 年，和林忆莲离婚后，李宗盛一个人在北京过年，备感孤独，罗大佑会给他打电话喊他一起过年。前几年，李宗盛也和周华健组成“周李二人转”的形式举办演唱会。

　　“阿岳今年35，我在他17 岁入行那年认识他，看着他从摇滚到hiphop，变到现在的R&B。怎么说呢，我们年龄相差这么大，代沟肯定是有的。”张震岳18 年来的音乐路，罗大佑看在眼里。

　　“能和他们三个在一起合作，我觉得我的人生完美了。”张震岳伸了个懒腰，感慨道。

　　“给流行音乐的重新定位”

　　“我们3+1 的组合，需要一个人来破坏我们，冲撞我们。”周华健说，年轻的张震岳就是被选来“破坏”的“幸运儿”。

　　2009 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人们听到了“破坏”和“冲撞后”的第一件产物——纵贯线的第一首单曲《亡命之徒》（后改为《出发》），那个一直唱情歌的周华健突然唱起RAP（饶舌），让很多人惊诧。

　　选择张震岳加入，不仅因为是旧识，如果只有罗大佑、李宗盛和周华健，最后的音乐有可能只是三个人的简单相加，但加入张震岳后，一切变得不一样。“我们都很疑惑，这个男孩子怪怪的，总是在唱‘妈妈，我要钱，我需要你的钱’，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会喜欢，”罗大佑说。

　　四个不同年纪、不同地位、拥有不同歌迷群的男人，又有着千丝万缕的特殊交情，让“纵贯线”注定是一支特别的乐队，当他们同时坐在记者面前时，这种另类感再一次强烈起来。

　　四人以最舒服的姿势坐在沙发上，毫无拘束地谈笑。话最多的周华健，永远是第一个开口的，难得的是，原本惜字如金的罗大佑也一下子话多起来。李宗盛反而变成最低调的那个，戴着墨镜偷偷地在一边打盹。按理来说，在前辈面前应该恭敬点，张震岳躺在沙发上不说，到最后，干脆把脚踩在了上面。

　　如此熟悉的四个人，乐队组建之初反而变得陌生起来，“想象中的李宗盛、周华健变得模糊起来，和以前合作时不一样了。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音乐最怕的是一成不变。”罗大佑有点兴奋。

　　不难想象，这不同的四个人在创作音乐中难免起争执，“我们又不是在选举，为什么非要选出一个人来，听谁的。”罗大佑“哈哈”大笑起来，“真要算谁做主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哪个正妹好看，阿岳说了算；吃什么餐厅，华健说了算；买什么吉他，是李宗盛的事；要骂哪个记者，是我说了算！”

　　“是啊，跟大佑学勇气，怎样骂记者，学周华健待人处事的气度，那大哥（李宗盛）嘛，他唱歌直，吉他技巧很好，此外，我们也会在一起谈辣妹，比如边玩吉他就会边问我，‘喂，你觉得昨天那个怎么样？’”张震岳嘟囔着。

　　这几个老男人似乎再次焕发了青春。“我最近是变得比较哆嗦了一点，李宗盛变得严肃了一些，阿岳嘛，一直是很阳光的。”罗大佑点头承认。

　　成立之初，罗大佑曾开玩笑，说纵贯线的出现，是为了打击五月天而来的，提及此，他收敛了脸上的笑意，认真地说，“我们的出发点是做一张好音乐，和年轻人有对话。透过这次合作找到音乐的本真。”

　　“真的起了要做这乐队的念头的时候，并没想过要和谁争。我总觉得现在做音乐，越来越辛苦，还是我们那个时代比较幸福。”

　　罗大佑和李宗盛不止一次提起对他们那个时代的怀念，尽管当时的台湾乐坛不过是一片灰色的天空，曙光并未出现，但所有人都在尝试所有的可能性。“那是‘一个抵三个’的叛逆，但我们不想在这个时代去提当年勇，后来把我称为所谓台湾乐坛的‘黑色旋风’、‘革命者’，都是媒体自己说出来的。只不过那个时候没人像我这么写歌，是我当时的性格造成了那样的音乐形态。”

　　前辈们费力打拼出一条大路，“大佑把整个流行歌提到了一个位置。”轮到周华健出道时，乐坛的情况便比较好了，“每个时代的背景和方式都不一样，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罗大佑说给周华健听，也是说给张震岳听。

　　“像周杰伦这一代，唱片工业已经成型，代言的厂商和媒体的追捧，风光无限，而音乐最本来的东西却没了。阿岳他们真正错过了可以做唱片的年代。”

　　三个人的期望都放在了最年少的张震岳身上，周华健说，“这是成就的问题，阿岳还要努力。”周华健建议中国设立一个自己的‘摇滚名人堂’，“罗大佑和李宗盛是一定要列入其中的，他们都是给流行音乐定位过的人。特别是罗大佑的歌，让我知道原来情歌可以是这样的，流行音乐也能呐喊。”

　　“漂泊让我们吸取养料”

　　从内地首站北京，到现在的上海，经历了快半年的时间，他们中任何一个都曾经在上海开过个人演唱会，但四个人的组合是第一次， “上海的演唱会就像一场期中考试，上海的舞台也公认最考验人。”周华健比喻道。

　　这些年，已经很少在公开场面露面，呈半隐居状态的罗大佑，自称是个天生的漂泊命，30 多岁从台北到纽约混了两年，到香港写《爱人同志》，2002 年去北京，2007 年他还跑到上海住了一年半，他当时住卢湾区海华花园D 座，小区里所有的邻居都认识他，这个台湾的“流行音乐教父”总是戴着墨镜，一个人骑着脚踏车转来转去。

　　“有时间，我带你们去骑脚踏车。”罗大佑向其他三人许诺道。

　　不过无论在哪里，罗大佑最放不下的，还是出生地台湾，“台湾一直是个很矛盾的地方，把各种矛盾的形容词都放在一起就对了。”对于罗大佑来说，他对台湾的情感也是矛盾的爱恨并存。这个“愤怒中年”说他已经不会大骂政治了，“偶尔会在暗地里骂，但大部分时候都是和为贵嘛，何况该骂的也都坐牢了。我年纪大了，也骂不动了。”

　　这次“纵贯线”的巡演，给了罗大佑更多的流浪机会。“漂泊是我的生活方式，这些年，我和音乐人一起交流，办演唱会，见不一样的人，很快乐。”

　　每次结束巡演，他们便会在当地逗留一些时候，听听当地的民歌，走走停停，“任何艺术形态都是活到老学到老的，音乐就是要到处吸收养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写了十年，后来就是从德国民歌中得到灵感。”罗大佑反复向记者强调。

　　不停地走带给他灵感，也带给了“纵贯线”灵感，“我们听当地的民歌，到处吸收养分、语法。这是生命的流程。到了云南，我们在高原训练，在昆明小的酒吧里唱一唱，面对50 多个人，到平原后，回来又是一个新的东西，惊醒过来，嗓子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有人因此改变了长期的生活习惯，“肚子上面也有点不适应，我和李宗盛的肚腩要一点点改进，还有体力上，我们要去健身、练音。”至于吃什么也有严格的控制，食谱交给周华健来定。罗大佑被要求“少吃槟榔”。

　　看起来，像是四个男人为了音乐，任性地叛逃了自己的生活，周华健自5月8 日到6 月10 日期间，一个月都没回过家。再次出门前，他的妻子抛出这样的话，“你就好好地和你的纵贯线结婚就好了，你要我们干什么呢？”

　　李宗盛已经很久没去他在北京的吉他厂了，他很担心那里会不会变成一家丝袜厂。

　　紧密的巡演拖慢了新专辑的速度，“纵贯线”成立时，几个人夸下海口，“两个半月就能做一张专辑”。但8 月8 日，他们才能推出《北上列车》，之后还会推出一张《南下专线》，来配合“纵贯线”南北贯通之意。

　　“这张唱片一定是市场上没有的东西，而且我相信，它以后也会是很赚钱的一张唱片，费尽了我们的心意。”罗大佑说。

　　从2004 年的《美丽岛》之后，罗大佑这些年并没有推出自己的新专辑。尽管已经被尊称为“教父”，他说，现在的心情和他当年写第一首歌时的诚惶诚恐一样，不同的是，他的压力更大。“环境消化了大多数音乐产生的作用，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唱片已经被消灭了。

　　”唯一让他觉得安慰的是，在选秀文化流行的今天，“纵贯线”依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演出的邀约接连不断，“选秀只是靠表演取胜，哗众取宠，没有音乐性或创造性，但我们的成立是来自音乐，来自创作。我们没有表演钢管秀，也不是纯娱乐。我们要证明音乐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