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说“独立音乐”，多是指流行音乐之于商业链流水线的独立。这种“独立”与“集体”和“从众”对立。而受众原本就窄的古典音乐还要“独立”，岂不是自取灭亡么？更有甚者：古典音乐团体，“独立”并“专门致力于当代作品的演绎”。在古典唱片巨头都要持续包装“偶像派”新星，才得以苟延残喘的现实中，还真有一群人，走上了这般寡之又寡的路。

　　今天，清新或幽咽的新女声、英式流行在京城现场繁盛至激烈竞争。在此其中，我见过充其量K歌水平的演唱，也听过蹩脚的原创，但可否“走起来”，似乎只与登台次数、网络人气成正比。与此滑稽对照：一批批成长起来的当代古典作曲家，手稿成堆，而要将乐谱搬到台上，变成“活”的音乐，却要比拿一个国际上的奖还难。

　　那“寡众”里有中国人、美国人、美籍华人，各自有学院学习或教学的背景，但组成的“北京新乐团”，则独立于学院及体制式乐团。从乐团还未正式启动前，我一直与创办者互通有无，知道他本身作为作曲家，感同身受当代作品的尴尬，没什么比自有一个演出平台更痛快的了。我也知道“新乐团”曾呼唤过14至30周岁之间的作曲界新血，意图显然：要让新乐团与作曲新人互助互望，“独立音乐更独立”。

　　“新乐团”思维开放，他们与所有独立音乐人一样，试图在层次丰富的北京现场音乐图景内，分一杯羹。他们曾在独立摇滚乐队为核心的D-22设过系列专场，也在以繁荣戏剧为动机开办的“蓬蒿”小剧场里，每月办主题演出。每场我都受到邀请，可是惭愧：直到我听过了新乐团在“拿索斯”(NAXOS)唱片旗下录制的专辑片段，得知6月13日那天有发片首演，我才起了兴致要去听现场。

　　专辑名叫《野草》———正如你所联想，唱片中有两首，分别是旅美作曲家周龙、陈怡对鲁迅文学的“读后感”。午后，798尤伦斯中心的咖啡厅里，奢华大吊灯挨着工厂红砖大烟囱，更像走时装秀的台上，有人一身白唐装与民族大红鼓相映，劲道十足地叩响周龙的近作《鼓韵》；间杂大提琴与长笛，拧成音画冲上十多米高的天花板，形散神不散。无论是“出去”的周龙陈怡，或是更早的周文中，还是“进来”的美国作曲家和长笛手，不论技巧、融入度的纯熟程度，撞击入耳的，首先是不同文化对彼此的好奇心。“新乐团”不单常与中国民乐融合，也有加入电声乐器、书法的“行为艺术”举动。音乐语汇和表现形式的不拘泥，其实就是朝着音乐发展的一个趋势———“无种类”奔去。不过，“新乐团”在北京至今寂寞：未见同类，也无对手。因为，那些花里胡哨的核心，牢牢地锁定在不掺水分的、诗意的平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