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定钰说，“很多原本对的事情，现在都变味了。”他举例说，大学考试作弊，连成绩好的学生也参与。社会诚信意识下降与文化作品的误导有很大关系。“卖拐”中忽悠人的变成了英雄，被忽悠的成为了傻瓜，难怪小朋友想当“大忽悠”。

　　前一阶段，魏明伦批评小品《不差钱》差道德，于是展开了一场争论；现在邢委员指出小品《卖拐》误导诚信教育。说不定也会引起一场交锋。我觉得，人们关注文学艺术创作，不能说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加强文艺批评，有利于推动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关于对《不差钱》的评说，我已发表《为小品“不差钱”说些公道话》的时评，这里不再赘述。只想就《卖拐》谈一些对文艺批评的看法。

　　文艺批评应肩负起引领作用。这种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弘扬主旋律，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坚持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并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繁荣。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提倡诚信的文艺批评。

　　小品《卖拐》，不能说十全十美，但它击中了时弊，具有强烈讽刺意味。虽不能说“忽悠”是当今社会生活的主流，但那种不诚不信的事却比比皆是。且不说社会上的一些骗子抓住干部的心理弱点，一“忽悠”就诈骗成功，也不说一些专家、教授论文造假，欺世盗名，单说生产经营中的合同欺诈、假冒伪劣等等，就令人触目惊心。小品《卖拐》无疑取材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生活。它的成功就在于活生生地告诫善良的人们，“忽悠”无处不在，要提高警惕，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像范伟那样，动辄被“忽悠”者的花言巧语所蒙蔽。《卖拐》正是较好地体现了这一主流价值，加之演员演艺水平的高超，才受到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获得应有的荣誉。

　　邢定钰委员认为《卖拐》误导诚信教育是有“误”的。“误”就误在对小品的讽刺艺术缺乏足够的了解。《卖拐》决不是要歌颂“大忽悠”，也不是要贬低被忽悠者，而旨在通过鲜明的形象对比，揭露和抨击“忽悠”对世人的危害，以唤起人们疗救“诚信”的注意。这正是这个小品的战斗力所在。“误”就误在夸大了作品的负面作用。其实，诚如鲁迅所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革命时代的文学》)退一步讲，即使《卖拐》有瑕疵，一根小小的拐杖，真能撂倒“诚信教育”？我看不见得。

　　确实，社会诚信意识下降与文化作品的误导有很大关系。但那是一些违背主流民意和违背社会主体价值的作品，而《卖拐》绝对不属此列，尽管它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如果连《卖拐》这样具有批判力、震慑力，有一定警示作用的小品都不能演出，那么，艺术创作必然会走进死胡同，必然会重蹈“三突出”的覆辙，小品之花必然会凋零枯萎。我看，为繁荣小品创作和繁荣文学艺术计，还是务请我们的批评家们，“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为好。倒洗澡水如果连孩子也一起倒掉，行吗？

　　诚信的文艺批评，就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不要脱离现实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状态，又切忌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要有好说好，有差说差，必须贴切，这才较为确凿，才于作者有益。要不然，是很容易接近信口开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