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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婴儿
是伟大的诗人
在不完全的言语中
吐出最完全的诗句。——（《繁星•七四》）
1900年10月5日，冰心生于福州城内的隆普营——祖父租来的房子里。她的书香之家是从祖父开始的。原来，她的曾祖父还是福建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逃天灾，来到福州城里学裁缝。有一年春节到人家结帐要钱时，因不识字，被赖了帐。等米下锅的曾祖母二话不说，忍悲含泪，出门自缢。被曾祖父解救下来以后，俩人抱头痛哭，在寒风里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上天赐一个儿子，拼死拼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好替父亲记帐、要帐。曾祖母在连续生了四个女儿以后，到难产的第五胎，才生下了冰心的祖父谢子修先生。
这段祖父亲口讲给冰心听的故事，给她的印象和感触深刻极了。她的四个祖姑母，仅仅因为是女孩子，从小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所以当她上学读书以后，在一个清净的冬夜，祖父和她独对时，摸着她的头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
冰心没有辜负祖父的希冀和期待，对她来说，“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
曾祖父的头两个儿子，子承父业，做了教书匠。第三个儿子，也就是冰心的父亲谢葆璋，经回乡来收海军学生的严复出一道诗题“月到中秋分外明”招考，进了天津的水师学堂。
作为一名巡洋舰上的青年军官，父亲到过英国、日本等几个国家。冰心记得自己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曾十分愤慨地说：“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一首国歌都没有！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军舰，在举行接收典礼仪式时，他们竟奏一首《妈妈好糊涂》的民歌调子，作为中国的国歌。”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父亲以“来远”舰上的枪炮二副直接参加了海战。海战中，“来远”、“靖远”两舰被日本海军“吉野”等四艘快速巡洋舰死死咬住。“来远”舰是这场海战中幸存的大清北洋海军军舰中受创最重的，它带着满舰的弹痕驶回了旅顺港。第二年，“来远”舰在日本海军进犯威海时被击沉。父亲在军舰爆炸的一刹那，跃入大海，泅到刘公岛，回到福州。
四年之后，清政府恢复北洋舰队。一向赏识谢葆璋的大清海军名宿萨镇冰急电，招他重返水师，出任“海圻”舰的副舰长。
1903年冬，北洋舰队又在烟台海军练营的基础上，建立了专门培养舰艇指挥官的烟台海军学堂，已经担任练营管带的谢葆璋被委任为首任监督（校长）。不出几年，在他治下的这所新的海军学校就超过了一些老牌海军学校，而在清末四大海军学校中位列榜首，成为近代培养指挥官最多的海军学校。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海军舰艇长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该校毕业生。
童年呵！
是梦中的真，
是真中的梦，
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繁星•二》
冰心自七个月大，就跟母亲一起随着父亲职位的升迁、更迭不断地搬家。烟台七年，胚胎了她精神的视野和思想的视听。在这里，母亲和会讲故事的小舅舅开始教她认字读书；父亲教穿着男装的她打枪、骑马、划船，夜里指点她看星星；她最喜欢在风雨之夜，倚栏凝望远处芝罘岛上灯塔一停一射的强光，带给她无限温暖快慰的感觉。
她这一生都不会忘却在一个红霞满天的夏日黄昏，父亲带她到海边散步。她为了逗起父亲的话锋，用手指着芝罘岛上的灯塔说：“这小岛上的灯塔不是很好看吗？烟台海边就是美，不是吗？”父亲抱膝沙滩上，摇头慨叹道：“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何止一个烟台？……那些港口现在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威海卫是英国人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只有，只有烟台是我们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不冻港！……将来我们要夺回威海、大连、青岛，非有强大的海军不可。”
“只有烟台是我们的。”是父亲教育冰心爱国最生动、深刻的一课。父亲在将大海一般深沉的父爱给予女儿的同时，也将大海一般博大的情怀注入进她的性灵。冰心也由对父亲的爱和尊重而生出“一生对于军人普遍的尊重，军人在我心中是高尚、勇敢、纪律的结晶。关系军队的一切，我也都感到兴趣。”岁至耄耋，她依然自豪地说：“我觉得在我的身躯里有军人之血。”
父亲呵！
我怎样的爱你，
也怎样爱你的海。——《繁星•一一三》
年轻的冰心最理想的人生追求是要做一名海上灯塔看守人，这一直是她“童年的梦”。在她的想象中，“看灯塔是一种最伟大、最高尚、而又最有诗意的生活”。一方面，“晴朗之日，海不扬波，我抱膝沙上，悠然看潮落星生。风雨之日，我倚窗观涛，听浪花怒撼崖石。我闭门读书，以海洋为师以星月为友，这一切都是不变与永久”；另一方面，“晚上举着火炬，登上天梯”，使“狂飙浓雾，海水山立”中的航海者，得以看到“一点高悬闪烁的光明”。这显然是一个与世隔绝又不失爱心的理想境界，它既有古代士人独善其身的影子，也有西方世纪末唯美主义的情调。
冰心童年活动的舞台，单调的从不更换布景：清晨，她看见金盆似的朝阳从色彩或浓或淡、形状各不相同的云层里，忽然涌了上来，随着太空的轰鸣，金色泼满了海面，染透了云天；黄昏，她看见银盆似的月亮颤巍巍地捧出了水平，一层层一道道的波浪渐由浓黑、银灰而漾成跳荡闪烁的一片银白。这绝顶静寂，无边辽阔的舞台，赋予她一副聪慧的充满奇幻想象力的文学头脑，赋予她一颗海纳百川般丰盈博大的情感心灵。
2、
青年人呵！
为着后来的回忆，
小心着意的描你现在的图画。——（《繁星•一六》）
早慧的冰心，从听故事培养起读书的兴趣。六岁时，母亲生了弟弟，讲故事的职责就落到了舅舅身上，舅舅称得上是开启她童年心智的蒙师。她7岁那年就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地把《三国演义》看完了。继而是《聊斋志异》里边的人、鬼、狐、怪，“看得我有时欢笑，有时流泪，母亲说我看书看得疯了。”再大一点，又看了两部“传奇”，《再生缘》、《天雨花》。看《红楼梦》时，她没觉得有多好，当时还很野气的她讨厌贾宝玉的女声女气和林黛玉的哭哭啼啼，尤其厌恶一家人竟勾心斗角成了“乌眼鸡”。
与此同时，她还看了许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给她印象最深的是林琴南翻译的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后通译《大卫•科波菲尔》）。再后来，她又在表舅的指导下，系统地读了《诗经》、《论语》、《左传》、唐诗和大量的新旧散文，如班昭的《女诫》和《饮冰室自由书》等。
等冰心跟随到北京海军部任职的父亲再从福州迁来北京时，已经民国了。在福州上过三个学期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的冰心，一点也不适应北京陌生的新环境。因为她搬来时已错过开学的季节，只好呆在家里闲晃。她过惯了在海边野性的日子，父亲和舅舅也不再有时间陪她玩，她便无法忍耐下去了，想想在福州女师上学的时候，虽然要受拘束，却可以学到许多新东西，结交许多要好的同学、朋友。苦闷、烦躁的她，就向舅舅提出了上学的要求。
1914年秋天，14岁的冰心在舅舅的带领下到贝满中斋去报名。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也是离她中剪子巷谢家最近的一所女子中学。冰心对这个家充满了特殊的感情，她作为一个作家是从这里起步的，她最早发表的问题小说《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弃国》、《超人》等等，她的短诗集《繁星》、《春水》都是在这里写成的。而且，从上中学、大学，赴美留学，到她在燕京大学任教，成家以后自己与吴文藻单住，这里一直是她父母的家。她在93岁时写的《我的家在哪里》这篇千字妙文里，深情地回忆说：“只有住着我的父母和弟弟们的中剪子巷才是我灵魂深处永久的家。”
贝满中斋的校长是一位中年美国女教士，大家都叫她斐教士。她把忐忑不安的冰心领进一间教室，进行一次入学考试，写一篇题为“学然后知不足”的论说文。看到自己在家塾里早已做过的题目，冰心静下心来，不加思索，便一挥而就。倒把斐教士看呆了，等她接过卷子一看，不禁心中赞叹：想不到这么个小姑娘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写出这样好的文章，不光思维敏捷，文笔流畅，还能旁征博引，立意高远。一问才知道这小姑娘并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斐教士顿觉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可塑之材，心里十分满意，对冰心舅舅说：“这个学生我们收下了，可以插在一年级，明天就交费上学吧。”
小冰心乐坏了，回家的路上，她始终拉着舅舅的手又蹦又跳。她简直不敢相信，眨眼的功夫自己就要成为令人羡慕的中学生了。当时能上中学对男孩子来说都不容易，更甭说女孩子了。贝满中斋在当时是很有名的新型女中，实行西式教育，全然不同于那种让学生死记硬背的中国传统私垫式教法，课程设置广泛而全面，有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地质、中外历史、生物、英语、国文、音乐、体育等。四年下来，学生不仅能系统掌握现代科学的基本知识，还能对西方文化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14岁的少女，正是感情最丰富细腻，思想最活泼敏慧的时候，这个年纪的少男少女好奇心最重，模仿性和可塑性最强。冰心从一个在山边海角独学无友的男孩子气女孩，一个子投入大城市的女中生活，真像穿上了一件好看又紧仄的新衣服，觉得新奇兴奋。却也感到一种束缚，浑身不自在。她完全变成了一个羞答答的少女，那股无拘无束的野劲儿，早被教会学校严肃拘谨的气氛吓跑了。
除了作文，冰心没有哪门功课感到轻松，最让她头痛的是仅学过点加减乘除的代数。简直太吃力了，上课时如坐针毡，眼见老师嘴在动，耳却不知所云，脑子里像灌了铅，昏然坠入五里雾中，巴盼着下课的铃声早一点把她从活受罪的苦刑架上解脱出来。第一次月考，数学52分，不及格。下课后，冰心躲在屋角伤心地哭了。这是她自读书以来从没有过的。
冰心个性很强。自尊心和荣誉感使她不甘落后。从这时起，她开始刻苦发奋学习，每天一回家，什么都不干，马上打开书包，趴在桌子上埋头做作业，然后还要复习和预习功课。功夫不负有心人。到第一学年结束，冰心就连平时最觉陌生乏味的《圣经》课和刚从ABC学起的英文课都得了95分以上。斐教士为这个外表温柔软弱而内心自尊倔强的女孩子感动了，暑假期间特请了一位数学老师给冰心补课，终于使她的数学成绩也赶了上来。
当时，有钱有地位人家的小姐，上新学多为赶时髦或附庸风雅，或为将来谋配一个如意郎君，为自立和就业而学的毕竟是少数。大都一等结婚，一切所学便随着少女时代的结束而湮没，完全靠着夫家或家庭过起少奶奶、阔太太的安逸日子，与旧式妇女并无本质的区别，还是不能自己掌握命运。冰心打小就从父母那里学来女儿当自立自强的思想，应跟男孩子一样，也应该长大了就业。冰心当时没想着要当作家，喜欢写作只是一种爱好，能抒发少女如丝如缕的情感遐思就行了，是无论如何成不了职业的。
3、
我的朋友！
不要随从我，
我的心灵之灯，
只照着自己的前途呵！——（《春水•一一四》）
冰心的理想职业是当一名医生。小时候，母亲体弱多病，经常要请大夫。父亲白天因忙公务不在家，招呼大夫，递茶倒水全成了小冰心的事。看了不少搭线把脉诊病的中医，不见效，父亲又请来了西医。冰心对着那些亮晶晶的医疗器械感到好奇，逢着熟脸的医生，少不了打听听诊器、血压计的构造和用途。思想传统的母亲怎么也不能习惯这种需要听胸听背的诊断方法，尤其医生多是男的，很少女的，就更感不便。目睹母亲的病痛，冰心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学医，做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亲自为母亲看病。冰心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非常赞成，说：“古人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不仅为你母亲，也要为全中国的百姓。你就学医吧，当个良医，再不让外国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
冰心对圣经课开始并不喜欢，一年级学的《列王纪》讲的是犹太国古王朝的历史，枯燥无味。二年级从《旧约》读到《新约》，冰心的兴趣来了。她从福音书里了解到作为人的耶稣基督，只是一个穷木匠家的私生子，无权无势，却有那么多的人因他的德言善行而信仰他，追随他。最后他为了宣扬爱人如己的精神，被残酷地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活生生的形象，有血有肉，一点不抽象，不仅令人同情，还十分可敬。冰清玉洁的善良天性和对文学形象的敏感偏爱，便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形成了冰心自己“爱”的哲学。
冰心的文学禀赋是在读《圣经》时得到释放和升华。她是个爱思考的孩子，《圣经》中充满哲理的故事和优美的诗歌，使她不禁为其超绝的美的意境和神圣庄严的宗教奥义，以及光明奥妙的彼岸世界所感动。她将这些稚嫩而纯真的情感记录，抒写成自己最早的诗歌习作。冰心在正式登上文坛以前，已写了大量的宗教抒情诗。这些诗有对宇宙、自然尤其是上帝的赞美，表现出对造物主无限伟大的虔敬。也有对耶稣事迹的吟咏，赞美耶稣作为普通人“自我”受苦遭难的一生和作为“救世主”忧思人类的伟大“爱”的人格。少女冰心已在感悟和思考宇宙、自然和生命的奥秘了，其实，这种空灵的感悟和宁静的思考一直贯穿在冰心一生的文学创作中。
女中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冰心从来不是那种死读书，读死书的学生，她除了腻烦占用星期天上查经班做大礼拜的做法，总是乐于参加一些集体、课外活动。庆祝贝满中斋建校50周年的体操表演，骑着毛驴上西山卧佛寺过夏令营，都给她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参加文学会，使她克服了害羞胆怯的毛病，锻炼得面对大庭广众，能从容镇定地读报、演说和辩论，再也不紧张了。
冰心在中学时完全重理轻文，以致舅舅生怕数理化会拐跑了她原有的灵气，还亲自制定了一项挽救冰心的“全面发展淑女教育工程”，教她学琴棋书画。冰心的兴趣全不在这上面，好在她对诗歌显得一门灵，才算没让舅舅太失望。
冰心的中学时代正值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的岁月。她亲自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这两大历史事件，并积极投身到诗袁抗日的爱国运动中。她从小一直受着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父亲在家中经常向她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讲述自己亲身参加过的甲午海战，表现出对中国积弱积贫痛心疾首的爱国激情。如今，袁世凯要同日本人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冰心心绪难平，满怀悲愤，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切身感受到国家与自己密切相关。北京的街头沸腾了，大中学生更是群情激愤，他们冲出校门，走上街头，举行示感游行和募捐活动。冰心自豪，她是这洪流里的一朵浪花。她在人群中，以15岁青春激昂的声音，喊出：“反对袁世凯复辟!”“坚决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冰心回到家，正看见父亲默默地在书房墙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是用岳飞笔迹横写的“五月七日之事”六个大字。这又是一个国耻日!想想中国近代史上已经有太多的国耻日，要是再不图强救国，等到亡国的那一天，以后每个日子都会变成国耻日。冰心和父亲心里无比沉痛，父女俩眼含热泪，久久地站在这面横幅下，互相勉励永远不忘这个国耻纪念日。
一晃四年过去了。1918年的夏天，冰心以全班最高分的好成绩从贝满中斋毕业。按照学校传统，她代表全班编写了辞师别友歌词，并在毕业会上做告别演说。全班18个毕业生有14个因是从各教会中学升上来的，都回母校教书了，只有冰心等4人升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
冰心晚年在回忆中学时代的生活时写道：“的确的，在我十几年海内外的学校生活中，也就是中学时代，给我的印象最深，对我的性格影响也最大。”
青年人！
信你自己罢！
只有你自己是真实的，
也只有你能创造你自己。——《繁星•九八》
这协和女子大学的校址本是清朝的佟王府，冰心进校门的第一天就看见由当时女书法家吴之瑛女士写的“协和女子大学校”金字蓝地花边的匾额挂在大门前。走进二门，由王府前三间大厅改成的大礼堂的长廊下，开满的一大片猩红玫瑰花打入了她的眼帘，由此她就一辈子爱上了玫瑰花，她觉得玫瑰不仅艳冠群芳，而且有风骨。她在1921年写的《我+基督=？》一文里这样盛赞玫瑰：“只有玫瑰自己有他特具的丰神，因此笼盖在光明底下的时候，他所贡献的，是别的花卉所不能贡献。”所以，她甚至觉得，是玫瑰花揭开了她生命中最绚烂的一页。
冰心一心一意想学医，就选了协和女子大学的理预科。因对数理化十分用功，成绩也好。而中文课老师多半是前清的秀才和举人，讲的净是她早就熟读过的古文，且讲来十分无趣。
在理预科过了大半年紧张、严肃、止水般静寂的日子，她一下子被卷入了高张民主与科学大旗的五四运动。她晚年在《我的第一篇文章》一文里回忆说：我在五四以前，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以写作为业。那时，她是学校学生自治会的一名文书，被派去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组。正值北洋政府的法庭公审被捕的“火烧赵家楼”的学生，她那个组刚好被派去旁听并作记录。大律师为学生所做的慷慨陈词的辩护，赢得阵阵掌声。从法庭回来，组长让她把听审的感想写下来，自己找个报纸发表，以扩大宣传。
冰心把写好的文章寄给比自己大20岁的表兄、《晨报》的编辑刘放园。这样，她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处女作《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就发表在1919年8月25日的《晨报》上。从这时起，放园表兄常给她寄刊物看，像《解放与改造》、《中国少年》等等，并鼓励她多写。她自己也订阅了《新青年》、《新潮》等报刊，阅读和写作的兴趣大增。没过多少日子，以冰心署名的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问世了。
因参加运动，又开始写东西，耽误了许多理科实验。敷衍读完两年理科，索性转入了文科。这一来，功课倒轻松了。
1920年，协和女子大学同通州潞河大学和北京协和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校长是司徒雷登。协和女子大学改称“燕大女校”。过了不久，燕大女校又与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结成了“姐妹学校”。冰心由于学习成绩出众，得到威尔斯利大学授予的两年奖学金，攻读硕士学位。
4、
指点我吧，
我的朋友！
我是横海的燕子，
要寻觅隔水的窝巢。——（《繁星•六三》）
1923年8月17日下午，美国邮船杰克逊总统号载着一大批中国的精英，驶离上海黄浦码头。这些精英多来自清华。那时的清华无疑就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高等科的学生大都一毕业，便成批结伴“放洋”。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冰心，是第一次离家远足，同行的人中只有许地山和陶玲两人相熟。为排解思乡离愁的别苦，他们常在一起栏前极目远眺，观海上日出，望粼粼碧波，或到甲板上散步、集会、玩抛沙袋等游戏。
冰心对相伴左右的许地山始终以师长相待。她应感觉得到他对她的暗恋，尽管她对他也很有好感，却早有声言，一不嫁军人，二不嫁文艺同人。也许还包括不嫁丧偶或离过婚的。
冰心是1920年在燕大课堂上与这位长她七岁的“乡长老师”认识的，当时他是周作人的助教，并时以高班同学的身份替老师讲课。他为人敦厚、热情、风趣，课堂里总是笑声不断。他们真正相熟，是从编辑《燕大学生周刊》开始的。三个男生编辑是许地山、熊佛西和瞿世英，两名女生编辑是冰心和一位陈姓同学。这种活泼的课外活动，使他们成了亲密的好朋友。两人的纯洁友谊与其生命相始终。
不知是因为感到情缘未到，还是对冰心的有意回避有所察觉，许地山始终把深沉的爱恋埋在心底，未加表白。但他希望自己心爱的人找到真正的幸福，并无论何时何地，都愿为她做任何事。正是他一次“阴差阳错”的热情相助，牵引出冰心日后的爱情。
忽一日，正在甲板上玩抛沙袋游戏的冰心想起先她赴美的贝满中学同学吴搂梅的信，说她弟弟吴卓是本届清华毕业生，可能同船出国，望给予关照。冰心和清华男生不熟，到舱中找人又多有不便，只好求助许地山去把吴先生找来。孰料一班有两位吴先生，此吴非彼吴，此吴者，吴文藻也，恰与吴卓同班。谁说这样的尴尬不是缘。
玩累了游戏，两人靠着栏杆聊起天来。吴文藻是去达特默思学院读社会学，冰心是去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准备选修一些研究19世纪英国诗人的课。当吴文藻从冰心坦然的回答得知她有几本英美研究拜伦和雪莱的重要论著没有读过，显得很惊讶。这位“书虫”一本正经地说：“这么重要的书你都没看过？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书，这趟美国就白来了。”
这样逆耳的忠言，冰心还从未听过。出国前，她已出版了诗集《繁星》、《春水》和小说集《超人》，是人们在一见面时就要“久仰、久仰”的才女，而且蜚声文坛，也听惯了恭维的客套话，面对这样坦率的进言，着实有点下不了台。但她心里已“悚然地把他作为我的第一个诤友、畏友！”
9月1日，杰克逊总统号抵达西雅图，船上相识的留学生们互相留个便于日后联系的地址，就各奔西东了。所以后来许地山最爱开冰心的玩笑说：“亏了那次‘阴差阳错’，否则你们到美后，一个在东方的波士顿的威尔斯利，一个在北方的新罕布尔州的达特默思，相去有七八个小时的火车，也许就永远没有机会相识了!”
刚刚安顿下来，冰心就收到一打新朋友们的来信，多是报安问候，也有表敬仰之意，甚至爱慕之情的。冰心则一律以秀美的威校风景明信片礼貌地应酬几句作复。独独对寄来明信片的吴文藻，却专门写了一封热情的回信。“心有灵犀一点通”，吴文藻觉出冰心的来信似乎隐含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意味，便开始以他特有的书痴方式传递爱的信息了。他为冰心买来认为必读的书，自己先看，并用红笔将他认为书中的重要部分或精彩篇章画出来，再写信告诉冰心，这书应该读，若没时间，起码应该读红笔标出的部分，最后将书信打包，快件寄往威尔斯利。
冰心“一收到书就赶紧看，看过就写信报告我的体会和心得，像老师指定的参考书一样的认真。老师和我作课外谈话时，对于我课外阅读之广泛，感到惊讶，问我是谁给我的帮助？我告诉她，是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她说：‘你的这位朋友是个很好的学者！’”
入威校不到九个星期，冰心因吐血住进了青山沙穰疗养院，与病友们一起度过了难忘的圣诞平安夜。碰巧吴文藻要去纽约，路经波士顿与清华同学集会，听到冰心生病的消息，便约了顾一樵等几位船上结识的朋友，专程来探望她。吴文藻劝冰心要听医生的话，好好休养，使少女的心里充满了暖意。
青山一别，匆匆一年过去，两人各忙学业，加之路途遥远，未再见面，但两人心底都涌出一种爱的思念，渴望尽快相见。不过正像梁实秋评价当时的冰心，“对人有几分矜持，至于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
终于机会来了，冰心和几个留美同学要上演《琵琶记》，其中梁实秋演蔡中郎，顾一樵演牛丞相，冰心演丞相之女。冰心在燕大是就和同学们演过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她还翻译、组织演出过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的童话距《青鸟》。
冰心给吴文藻去信，并寄去了入场券，请他前来波士顿。收到信的吴文藻犹豫起来，他喜欢这位气质高贵、性情文雅的少女，也读懂了她的芳心，但一想到自己出身寒微，冰心又有那么大的名气，将来能否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实在是个未知数。现实地一想，他以准备论文为由回复冰心，为不能来波士顿致歉。冰心一面怪吴文藻太过书呆子气，一面思忖自己是否热情过了头。可就在《琵琶记》上演的那个晚上，吴文藻准时赶到了波士顿美术剧院。冰心喜出望外，她相信这只能是爱的力量使情缘得以延续。
5、
知识的海中，
神秘的礁石上，
处处闪烁着怀疑的灯光呢。
感谢你指示我，
生命的舟难行的路！——（《繁星•八七》）
美国大学研究院规定，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除母语外，必须掌握两门外语。冰心决心在留学的最后一个暑假，到位于纽约州东部绮色佳小城的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是事有凑巧，还是天公作美，冰心的行李尚未落定，吴文藻即已出现在眼前。他也是来选修第二外语的。真是人生有缘才相聚。
景致幽深，风光旖旎的绮色佳为两人的热恋筑起了甜蜜的归巢。林间漫步，湖中荡舟，泉边留影，月下私语，沉浸在诗意恋爱里的这对男女被富有激情的幸福感包围了。吴文藻以当时西方的求爱方式问冰心：“我们可不可以最亲密地永远生活在一起?”并表示希望做她的终生伴侣。怀春的少女一夜不成眠。第二天，她告诉文藻，自己的婚事得父母同意后方能确定。其实，她心里清楚，只要自己愿意，最疼爱她的父母当然会同意。
憨厚的吴文藻学业爱情两不误，撰写硕士论文的同时，还给冰心的父母写了长达五页信纸的求婚书，恳切希望二老将令爱托付给他。“……令爱是一位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完人。……自我钟情于令爱之后，我无时不深思默想，思天赐之厚，想令爱之恩因而勉励自己，力求人格的完成，督察自己，永葆爱情的专一。……家庭是社会的雏形，也是一切高尚思想的发育地，和纯洁情感的养成所。……我这时聚精会神的程度，是生来所未有的。我的情思里，充满了无限的恐惶。我一生的成功或失败，快乐或痛苦，都系于长者之一言。假如长者以为藻之才德，不足以仰匹令爱，我也只可听命运的支配，而供养她于自己的心宫；且竭毕生之力于学问，以永志我此生曾受之灵感。……”
冰心是应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之邀回到湖光塔影的燕园任教的，吴文藻则留在美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直到1929年2月回国。三年间，两颗挚恋的心只把思念写满鸿雁，情爱反因分别变得更真，更纯，更成熟。回来的当晚，吴文藻就按西俗，将一枚精致的钻戒送给冰心，希望她戴上。冰心让文藻先别急。冰心的家此时已搬往上海。两人遂乘车南下，在最后征得父母的同意后，冰心才戴上了那枚随文藻漂洋归来的钻戒。
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临湖轩是冰心起好名，请胡适书写的。婚礼由司徒雷登主持。洞房选在清幽的西山大觉寺。暑假，新婚夫妇南下省亲，冰心的父母在上海，文藻的父母在家乡江阴又各为他们置办了婚宴。
重返北平，冰心和文藻住进了整修好的燕南园60号小楼，两人终于有了自己温馨的家，完全沉浸在事业与爱情同步发展的欢乐颂中。
母亲的病故，令冰心顿感人生极短，生前应尝尽温柔，“只愿我能在一切的爱中陶醉，沉没。这情爱之杯，我要满满的斟，满满的饮。……人生本质是痛苦，痛苦之源，乃是爱情过重。但是我们仍不能饮鸩止渴，仍从人生痛苦之爱情中求慰安。何等的痴愚呵，何等的矛盾呵！”最宝爱的母亲葬在九泉之下了，只有文藻是她的幻梦。
文藻在燕大社会学的讲坛上实现着他“社会学中国化”的梦想。任教一年后，他即被聘为教授，随后不久出任社会学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安然过上了书呆子生活。三个孩子相继出世，纤弱的冰心撑起一个家，她要教书、写作，同时又要做“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海伦•斯诺称他俩是“中国青年婚姻的楷模”。
冰心和文藻属于情趣相投、性格特点互为补充的那类夫妻。他们思想彻底，感情浓密，意志坚强，爱情专一，不轻易地爱一个人，如果爱上了，即永久不变。他们追求不朽的爱，因为爱是人格不朽生命永延的源泉。不朽是宗教的精神，人世间没有比爱更崇高的宗教。在他们眼里，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一个家庭要长久地生活在双方的人际关系之中。不但要抚养自己的儿女，还要奉养双方的父母，而且还要亲切和睦地处在双方的亲、友、师、生等等之间。”
冰心与文藻的琴瑟和鸣产生出强大的亲和力，燕南园60号小楼是三个孩子健康成长的伊甸园，也是各方朋友的沙龙。时间久了，两人各自的同学、学生或朋友都成了共同的知己，像巴金、老舍、沙汀、顾一樵、梁实秋、孙立人、潘光旦、费孝通、雷洁琼、郭绍虞、俞平伯、郑振铎、钱玄同等。
“七七事变”以后，燕大的旗杆上飘起了星条旗，这是司徒雷登的一番苦心，试图在战争的阴云下保留一片圣洁和宁静。但日军的炮火击碎了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的梦想，更重要的是，两人无法让深厚的民族感情在国家危难关头去接受星条旗的庇护。
惜别北平的日子临近了，司徒雷登感伤地叮嘱他们路上小心，并随时等着他们重返燕大任教。最后，他动情地说：“孩子，临湖轩是你们的家，燕园就是你们的家。”
别了，苦恋的北平！别了，死去的北平！冰心抑制住酸楚的泪，随吴文藻远赴昆明云南大学，筹建社会学系，继续实践他“社会学中国化”的计划。吴文藻在云南期间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称誉。
冰心将他们安在昆明近郊一祠堂里的家起名“默庐”，家庭的一切开支全由文藻一人撑。这时的冰心越来越佩服这位“傻姑爷”，他“很稳，很乐观，好像一头牛，低头苦干，不像我的sentimental（多愁善感）。”
1940年冬，冰心、文藻到了重庆，先蛰居在顾一樵的“嘉庐”，不久即搬入歌乐山中的“潜庐”。吴文藻进入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想以从政的便利追求他“社会学中国化”的理想。冰心也当过一阵子女参政员和联合妇女抗日“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抗日工作。“我们是疲乏，却不颓丧，是痛苦却不悲凉，我们沉默地负起了时代的使命。”
吴文藻正是在此时提出了建立“边政学”的理论命题，冰心也在重庆的“忙”与“挤”中写出《关于女人》的名作。后来冰心辞去政职，幽居歌乐山中专事写作。为了节省开销，她还在“潜庐”门口种了南瓜。他们晚上往往吃稀饭，孩子们每顿都抱怨没肉吃，却从来不亏待上山来的朋友们。难怪冰心常要嘲笑文藻是“朋友第一，书第二，女儿第三，儿子第四，太太第五。”
6、
诗人，
是世界幻想上最大的快乐，
也是事实中最深的失望。——（《繁星•二七》）
抗战胜利后，冰心和文藻回到北平，最先去看的是燕南图60号小楼。他们八年前的家，现时已是一片狼藉，文藻存放在阁楼上的几十盒笔记、教材、日记本、在美时与冰心长达六年的通信，早已荡然无存。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军就占领了燕京大学，燕园住满了宪兵，文藻的书房竟变成了拷问教授的刑室。但令他们高兴的是，见到了劫后余生的司徒雷登。冰心答应，要将他的经历写下来。
不久，冰心和文藻随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前往东京，他们一心想的是为战后的国家和民族争取权利与地位，呼唤世界和平，要人们用爱与同情，用基督伟大的爱心和博爱精神去疗救战争给心灵造成的巨大创伤，“他（耶稣）憎恨一切以人民为对象的暴力，但对于自己所身受的凌虐毒害，却以宽容伟大的话语祷告着说‘愿天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
1951年，冰心、文藻辗转回到北京。这里的一切都呈现出新气象。周恩来安排他们住在崇文门内洋溢胡同的一所四合院。冰心脱下穿了几十年的旗袍，改穿列宁装；文藻也由西装变成中山装，认真阅读毛泽东著作，以求在新社会更好地发挥他的学术专长。冰心很快就与新社会的文艺方针合拍，表示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文藻却面临着一种尴尬，所有的大学都取消了社会学系，而由政治学替代。他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开始了民族学研究。
不久，他们住进了中央民族学院教工宿舍一个仅有三居室的单元房。但他们没有丝毫的抱怨，冰心由衷地感到“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的幸福与骄傲。”她一点不留恋燕南园60号小楼的温馨日子。相反，她在清算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源时，把燕京大学说成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中最“出色”的一个，它用湖光塔影的“世外桃源”迷惑中国的教授和学生，加深了其超政治、超阶级的错误思想，安于骄奢逸乐的美国式生活。
1958年4月，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剥夺了教研的权利，除了接受批判，进行政治学习，就是去工厂、农村参观。他的罪名中有一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让他感到迷茫和疑惑：“他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但他终于还是认识到是自己坚持的资产阶级理论错了，并把马列主义作为改造世界观的强大思想武器。冰心自然高兴文藻的思想进步得这样快。到1959年12月，吴文藻摘掉右派帽子，感谢共产党，认为祖国总算没有白回来。
直到“文革”，他们也毫不怀疑是自己错了。红卫兵把冰心打成牛鬼蛇神，黑帮作家，司徒雷登的干女儿；吴文藻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干净了。烈日下，已年近七旬的老两口要经常接受造反派的批斗。本来拥挤的单元房里又被安排进另一户人家。“文革”中这种践踏人性，对知识分子灵与肉的摧残，实在是到了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的程度。冰心得“早请示”，背诵《毛主席语录》，然后冲洗厕所。厕所是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泥垢？她虽在高温下挥镰割麦，也躲不过被造反派反剪双手就在麦地作“喷气式”的批斗。文藻在“牛棚”也是吃尽苦头。
1969年，苦中作乐的冰心与文藻在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又搭起了一个家，并说好在这里度过晚年。两人相互间爱的支撑和维系竟是这般凄婉。谁料他们会沾上中美关系改善的光，尼克松访华前，毛泽东要看相关书籍。领袖的意志解放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冰心、文藻亦奉调回到北京，度过了十年动乱中一段最舒心的日子。
在生命即将进入八十之秋的时候，冰心和文藻才重新获得自由。他们搬入了新居。文藻又开始带研究生，重新执笔撰写论文，焕发出迟暮的学术活力。1985年9月24日，吴文藻辞世。冰心在一年以后写成《我的老伴吴文藻》，深情地回顾了他们忠贞精诚相爱，患难与共的62年人生旅程。谈到他们的晚年生活，她动情地写到：“他的也就是我们的晚年，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没有感到丝毫的不足。要说他85岁死去更不能说是短命，只是从他的重建和发展中国社会学的志愿和我们的家人骨肉之间的感情来说，对于他的忽然走开，我是永远抱憾的！”
冰心愿将她和文藻的骨灰合葬，在他们的骨灰盒上只写：
江苏江阴吴文藻
福建长乐谢婉莹
她说：“等我死后，我们的遗骨再一同投海，也是‘死同穴’的意思吧！”
7、
自然唤着说：
“将你的笔尖儿，
浸到我的海里罢！
人类的心怀太枯燥了。“——（《春水•一四》）
我能成为冰心先生的小朋友，完全是沾了在文学馆工作的光。我刚到文学馆不久，被分配在资料征集室，专门跑到作家家里去征集书籍、照片和创作手稿。我最常跑的两家，就是我的恩师萧乾先生和他的“世纪大姐”冰心先生的家。在好几年的时间里，萧先生的家我是每周至少跑两趟。冰心先生家我大概两三个月左右去一次。
记得是在1991年夏，冰心先生出版了一本《冰心九旬文选》，她送我书时在扉页上题赠我一句话：我看你有前途。我想，这十几年来，我能执著于我所钟爱的文学事业，是与冰心和萧乾二位先辈的厚爱与鼓励分不开的。
在冰心先生自1993年住进北京医院直到她去世的六年时间里，我去探望的机会少了。尤其是1997年8月她患肺炎，经医生抢救脱离危险，身体和精神状况大不如前以后，医生和家人为了能让这位世纪同龄的老人在平静中迎来21世纪，谢绝探视。
因为患的是心衰，她基本不能下床，除了家人，外人已不大认得清。话也很少，只是每天由家人或护士扶起在床上坐一会儿，其他时候便是静静地躺在雪白的病床上，望着窗外的阳光出神。她在青年时代就喜欢空阔高远的环境，不怕寂寞，不怕静独，愿意将自己消失在空旷辽阔之中。
我在想，这个时候的她痛苦吗？鼻饲使她非常难受，饮食的味觉和饭香她无法品尝。虽然晚年“病中、静中、雨中，是我最易动笔的时候”，还结集出版了一本《冰心九旬文选》，但现在她已不得不放下心爱的笔，与她爱着的读者甚至家人都无法交流。
真的“感谢上帝，在我最初一灵不昧的入世之日，已予我以心灵永久的皈依和寄托。”我相信，她生命成长中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心灵里迸激起的每一朵水花，始终都在她渺冥的混沌里苏醒着。这纯洁的灵魂永远属于上帝。
她一定在想大海。她把看护她的白衣天使幻化成天堂里的安琪儿，带她回到芝罘东山的海边。那个独步沙岸看涌起的潮汐要把天地漂浮起来的小女孩，充耳盈目的只是青郁的山，蔚蓝的海。那里的一草一石，一沙一沫，水兵、军舰、海涛、号角，对她都有无限的亲切。她原是海的女儿，终要归于大海，不贪恋人间暂时的花朵，而要做海中永久的灵魂，伴着海风清波垂月，枕着晚霞皎月长眠。她会感谢睡神，用梦帘将白昼分开，在无意识里留一个清绝的记忆，叙说一缕不可言说的惆怅，一份不可言说的美好。
她爱大海。母亲孕育了她的生命，大海润泽了她的性灵。她是一位海化的诗人，她的《繁星》、《春水》，她的小说、散文，所有的文字都折射出她海一般的博大胸襟和洋溢着爱的浪漫理想。
是啊，她一想到大海，心胸就开阔起来。她从心底感谢父母教她养成一种恬淡，返乎自然的习惯。这使她尊敬生命，宝爱生命。“我对人类没有怨恨，我觉得许多缺憾是可以改进的，只要人们有决心肯努力”。所以，她是带着天使般的圣爱来到人间，以一颗澄澈透明的处子之心，一份清醇隽永的豪迈之情，用她的笔向世人昭示爱的哲学，飘散心灵里的笑语和泪珠，在夜气如磐、大地沉沉的时候，告诉人们要追求真善美，憎恨假恶丑，“以爱来解决人世间一切的苦恼与纠纷。”在她眼里，人类彼此间隔膜产生于不相爱，只有爱能解决一切。
她的生命在爱里得到升华。“假如生命是无味的，我不要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她在病榻上是满足的。她没有什么放不下，她那宽容博爱的基督情怀能够包容一切。一种崇高的爱的理想和背负十字架的献身品格始终是她人生的精神支柱，正是凭了它，她在任何的新旧苦乐、荣辱得失面前，保持着真挚和忠诚。
她在想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绝妙讽刺吗？连她这样一位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花、光、爱”里的人，竟也逃不脱“文革”的红色魔爪，一夜之间变成了牛鬼蛇神，被造反派诬为黑线作家，司徒雷登的干女儿。接受“群众批斗”时，又因将报社说成“报馆”，而被指斥为是“顽固坚持国民党立场。”“生命中不只有快乐，也不是只有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互相衬托的。”对这场磨难，她可以一笔带过。基督宽宥一切。
但历史会饶恕那噩梦十年的罪恶吗?事实上，80年代以后，老人更以切进生活的热情和力度呈示自我，回首历史，臧否时代，以她至诚至真的留念与希望，在谱写自己作为历经百年大时代变迁的中国知识分子心史的同时，警醒世人勿忘那场本世纪人类最大的罹难之一。老人还以“老而不死的心”，写下许多篇泣血的“请求”，“呼吁”，为教育请命，为国人奋争了一个世纪的科学，民主疾呼，表现出赤诚的拳拳爱国情怀和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敬佩之余，也不禁让人感叹万分。
她累了。人常说，人在病床上最容易思念母亲。她能不想念自己的母亲吗?母亲是她的心之光，她对“爱”的最初领悟便来自母亲。“鸿蒙初辟时……人类在母亲的爱光之下，个个自由，个个平等!”她的自我人格形象一半也是来自母亲慈祥温厚的情感和蕴藉典雅的品格。她最愉快的回忆是“挽坐在母亲的旁边，挽住她的衣袖，央求她述说我幼年的事。”冰心的恋母情结异乎寻常，宣示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母亲去世，她感到生离死别是人类情感中最撕心裂肺的一刻。
病床上的她依然慈祥温厚，脸上永远充溢着睿智的思想内涵和天真未泯的童趣。病魔的手怎么能拂去这层圣洁。她知道在和死神挽手，她高兴要去寻母亲，眼神便有了超然飘逸、宁静淡泊的神韵。她一定又在想了，在想以万顷沧波作墓田，“何如脚儿赤着，发儿松松的绾着，躯壳用缟白的轻绡裹着，放在一个空明莹澈的水晶棺里，用纱灯和细乐，一叶扁舟，月白风清之夜将棺儿送到海上，在一片挽歌声中，轻轻地系下，葬在海波深处。”大海的怀抱，母亲的摇篮。凄清，苍凉，而豪迈。
冰心先生，我知道您的所思，所想，因为我是沐浴在您的爱里成长。爱是永恒的。但您该睡了，明天断不会是浓阴之晨，窗外的阳光会更新鲜。您依然会做梦，做许多个翠绿的梦。我也会同您一起做梦，梦得醉人。会做梦才是有福的。
我祈祷，为您的梦。
8、
文学家是最不情的——
人们的泪珠，
便是他的收成。——（《繁星•三十一》）
冰心最初是以探索人生、揭露社会弊病的“问题小说”和哲理小诗《繁星》、《春水》登上文坛的，她1921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超人》时，还是燕大女校的学生。在后两年里，连续出版了短诗集《繁星》、《春水》，从此蜚声文坛。
她的文学创作是五四运动激发起来的。当时巨大、激烈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冲击，势必给走在运动前列的青年人造成震动，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和家庭等诸多方面“问题”的出现是必然的。而正在这时，走出家门、校门的冰心接触到社会的问题和矛盾，取材现实进行创作时写的多半是“问题小说”也就不奇怪了。像都发表于1919年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庄鸿的姊姊》、《第一次宴会》等小说，刚一发表就引起了非常的震动和反响。当时甚至有评论说：“青年们热烈的希望，被社会恶浊的势力打倒，发生种种悲观的念头……青年们啊！你听到‘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都是好朋友，我们永远是牵连着呵！’的呼声么？《超人》是救我们青年的上帝啊！”
冰心有心暴露“问题”，却无力解决“问题”。在对于这样“问题”的无奈里，她只好求助“母爱”这一圣药良方。“为什么人类彼此间隔膜而不相爱呢？”她觉得，只要人类彼此相爱，人与人之间的种种隔膜，社会上的种种罪恶，自然会化为乌有，理想的光明时代也自然会到来。
王瑶在《新文学史稿》里说：“她不愿意停留在她最初所留意的‘问题’里，现实太丑恶了，她的中庸主义只能给问题以抽象的解答，她逃入了理想，逃到母亲的怀里。她在温暖的家里感到了‘爱’，而在社会现实里感到了‘憎’，她企图用‘爱’来温暖世界，自然就和实际世界隔离了。”
是啊，母爱是最纯粹自然的一种爱，它“不为什么”，“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因着万物毁灭而变更”。在小说里，一如她在诗歌、散文里一样，盛赞“母性的爱”、“宇宙的爱”（也就是“自然的爱”）和“儿童的爱”，这也正是冰心三位一体的真爱。“母亲呵！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母亲的爱，和寂寞的悲哀，以及海的深远；都在我心中又起了一回不可言说的惆怅。”（《超人》）
在冰心心目中，人类以及一切生物的爱的起点，源自母亲的爱。所以，归根溯源，母爱主题是她爱心哲学的基点。她说：“有了母爱，世上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万物的母亲彼此的互爱着，万物的子女彼此互爱着，……宇宙间的爱力，从兹千变万化的便流转运行了。”（《悟》）
爱是女人的最后停泊地，女人本身就是爱的化身，“叫女人不‘爱’了吧，那是不可能的！上帝创造她，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关于女人•后记》）其实，对冰心来说，母爱毋宁就是孕育一切生命的上帝。《新约•约翰福音》中说：“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她眼里的宇宙是充满母性温情的，造物主不仅天赋人以爱性，也把爱赋予宇宙间一切的物种，“你看母鸡、母牛、甚至于母狮，在上帝赋予的爱里，她们是一样的不自私，一样的忍耐，一样的温柔，也一样的奋不顾身的勇敢。”（《关于女人•后记》）“茫茫的大地上，岂止人类有母亲？凡一切有知有情，无不有母亲。”“造物者真切的在我面前，展开了一幅完全的‘宇宙之爱’的图画。”（《悟》）
简言之，冰心的母爱主题来自《圣经》，她将抽象的似乎遥不可及的上帝之爱，转化为血肉可感、挚情可亲的母爱。因为母亲同上帝一样，是宇宙万物的造物者，她不单是人类之母，也是自然之母，“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
《圣经•以赛亚书》这样描绘“耶和华圣山”：“我要创造新天新地。……狼和羊要在一起吃东西；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蛇不再伤害人。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不再有伤害或邪恶的事。”冰心笔下有些充满《圣经》意味的文字，几乎就是从《圣经》转化而来：“人世间只有同情与爱怜，人世间只有互助与匡扶，深山里兔儿相伴着狮子，海底下长鲸回护着珊瑚。”（《往事•以诗代序》）
再以《新约•启示录》为例，《圣经》上说：“上帝也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也不在有悲伤，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冰心在将这种超越自我怨恨的基督式宽恕悲悯的情怀注入小说的同时，她说：“可怜的主战者啊！我不恨你们，只可怜你们！忠平呵！我不记念你，我只爱你！”甚至最后以这段话作为了这篇小说《一个军官的笔记》的结尾。
母亲呵！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繁星•一五九》
冰心的爱的哲学，也不时招来批评。蒋光赤直接指明：“冰心女士真是个小姐的代表！”“若说冰心女士是女性的代表，则所代表的是市侩性的女性，只是贵族性的女性！”并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学家不是这样的！”对比来看，对文学作品评价一向苛刻的陈西滢，倒显得温和许多，他在《西滢闲话》里评价冰心的第一部小说集《超人》说：“大部分的小说，一望而知是一个没有出过学校门的聪明女士在作品，人物和情节都离实际太远了。可是里面有两篇描写儿童的作品却非常好。”丁玲也曾带点揶揄地说冰心只感染了一点点五四的气氛，没能真领五四的精神，所以她在爱的哲学上也做不出什么文章来，但她的“文章的确是流丽的，而她的生活趣味也很符合小资产阶级所谓优雅的幻想。她实在拥有过一些绅士式的读者，和不少小资产阶级的少男少女。”
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对冰心的评价则中肯得多：“十年来在创作方面，给读者的喜悦，在各个作家的作品中，还是无一人能超过冰心女士。以自己稚弱的心，在一切回忆上驰骋，写卑微人物如何纯良具有优美的灵魂，描画梦中月光的美，以及姑娘儿女们生活中的从容，虽处处略带夸张，却因文字的美丽与亲切，冰心女士的作品，以一种奇迹的模样出现，生着翅膀，飞到各个青年男女的心上去。”而且，她“所写的爱，乃离去情欲的爱，一种母性的怜悯，一种儿童的纯洁，在作者作品中，是一个道德的基本，一个和平的欲求。”
王统照对冰心小说的评价是十分客观的：“冰心女士在创作上，自然是富有特异的天才：她的敏锐的感觉，与清新的情调，灵活的艺术，决非没有天才的人所能够写得出。……冰心的作品，使人最可敬的就是天才的巧妙。至于有人说她的作品，对于社会的事实上，人情与物象的阅历上，没有充足地见到，这也是有几分真确的。然而一个人的环境，到底是一个人自己的环境，一个自己的天才，到底是一个人自己的天才。其特性与艺术，各人都不能而且不可更易的。况且一个作家的作品，焉能同时具备各种的风格（Style）。”
冰心以真挚的心情，丰富的想象和诗人的天分，创作了不少短篇佳作，像稍后的《离家的一年》、《寂寞》、《爱的实现》、《最后的使者》、《悟》、《别后》、《国旗》、《烦闷》、《遗书》等等。
冰心在三四十年代创作的小说，从《冬儿姑娘》、《我们太太的客厅》、《相片》、《西风》等，到1942年出版的《关于女人》，再到后来的儿童题材小说《陶奇的暑期日记》、《小桔灯》，已由单纯揭示社会、家庭诸多表层的“问题”，有意识地转向对人性的深刻体察。而有意思的是，冰心晚年又回归到写“问题小说”上来了，她的《空巢》、《桥》、《明子和咪子》、《万般皆上品》、《落价》《远来的和尚》等几个短篇，敏锐、精辟并极富批判性地提出了值得警醒和有待解决的社会、家庭问题。
今天返回头来看，把20年代一位署名赤子的评论家对冰心的评语作为定评依然是非常适合的：“冰心女士是一位伟大的讴歌‘爱’的作家，她的本身好像一只蜘蛛，她的哲理是她吐的丝，以‘自然’之爱为经，母亲和婴儿之爱为纬，织成一个团团的光网，将她自己的生命悬在中间，这是她一切作品的基础——描写‘爱’的文字，再没有比她写得再圣洁而圆满了！”
9、
母亲啊！
这零碎的篇儿，
你能看一看么？
这些字——
在没有我以前，
已经藏在你的心怀里。——（《繁星•一0一》）
“生命中不是只有快乐，也不是只有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互相衬托的。”
“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这是1924年梁启超书赠冰心的一副对联，至今它仍挂在冰心家的客厅中央。其实，它正映照出冰心的人格理想与人生境界。“我一生九十年来有多少风和日丽，又有多少狂飙暴风雨，终于到了很倦乏很平静的老年，但我的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永远是坚如金石的。”
在“五四”一代作家中，比起庐隐的倾诉哀吟、缠绵悱恻，陈衡哲的炽烈情热、委婉曲折，苏雪林在母爱与情爱中沉浮等淑媛散文来，冰心散文的情感内涵并不那么情浓情重，而呈现出一种情真、情韵风格。情真，在其绝无虚饰，情感净洁而无杂质；情韵，在其虽刻骨铭心，却并不泼洒泪血、咀嚼哀吟，表现出哀而不伤、愤而不怒的温柔敦厚之美，最是单纯、赤朴的发自内心的欢呼或感叹，“是一朵从清心里升起的‘天然去雕饰’的芙蓉”。风格即是本人，清丽、典雅、纯洁，是冰心为文，也是为人的品格。读冰心的作品，真的让人想起金圣叹所说的读《西厢记》，须“扫地、焚香、对雪、对花”，先有一副净心与圣心。
是啊，正如冰心回忆说，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和激荡。3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危难关头，外有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内有腐败软弱的北洋军阀和烽火连天的内战。面对此情此景，任何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自己的，哪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倾向与选择。老人的话道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爱自我又爱祖国的可贵性格。
爱国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民族魂，它以个人服从祖国为表征，使人能忍辱负重，殚精尽忠。不过，支撑冰心爱国精神的，除了民族文化传统之外，还有其家庭的言传身教，如父亲到英国买船用“妈妈好糊涂”作为国歌的往事，“只有烟台是我们的”的慨叹，小舅舅讲的洪承畴卖国、林则徐烧鸦片的故事等，无不滋养她爱国的良知与热情。辛亥革命爆发时，年仅10岁的冰心就把积攒的压岁钱捐给了革命军。14岁便参加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抗议活动。18岁，投身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
冰心在刚开始文学创作时，就意识到有两件事心中永远不能模糊，那就是“爱我的祖国，爱我的母亲”。在她的情感世界里，比起美洲大陆，当时“国内一片苍古庄严，虽然有的只是颓废剥落的城垣宫殿”，却都令人起一种“仰着欲攀低首拜”之思，可爱可敬的五千年的故国啊!
作为诗人，冰心早在30年代就被认为是中国“新文艺运动中的一位最初的，最有力的，最典型的女性的诗人、作者”。（阿英）冰心从20年代初到80年代，从未停止过诗歌创作，她把一生最美、最真诚的情感和思想都留在了诗中，而她诗歌艺术上的温婉、典雅、澄澈、凄美、隽永，确是留给中国现代文学的瑰宝。
冰心诗就内容而言，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以开创了小诗流行时代的《繁星》、《春水》为代表的哲理小诗；《繁星》、《春水》之外的抒情诗；1949年以后的政治抒情诗。
《繁星》、《春水》大多是诗人瞬间灵感的记录，诗中有关于母亲之爱、童真之爱、人类之爱、自然之爱、上帝之爱，也有关于死亡、永生、黑暗、哀伤、柔弱、沉默、悲观的理解，还有一些关于理解的“神秘”。
从《繁星》、《春水》“爱”的思想张扬，诗的格言体式，到“澄澈”“凄美”的风格，都明显烙印着泰戈尔《飞鸟集》的胎痕。冰心在1920年写的《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一文里，明确自述说：“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你的极端的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心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飘渺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
苏雪林曾说：“‘五四’运动发生的两年间，新文学的园地里，还是一片荒芜，但不久便有了很好的收获，第一是鲁迅的小说集《呐喊》，第二是冰心女士的小诗。……自从冰心发表了那些圆如明珠，莹如仙露的小诗之后，模仿者不计其数。一时‘做小诗’竟成为风气。……她的诗笔恬适自然，无一毫矫揉造作之处。”冰心诗是有芙蓉出清水般的秀韵天成，模仿者则大都如纸剪花，色香皆假，尘俗可憎。
赵景深评价《繁星》说：“任意的在一个时候翻阅她的《繁星》中的几首，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能感到一种沁人肺腑、清新凉爽的感觉，虽是有一些严冷，但终觉得非常和蔼。……用字极其清新，使人感到美妙柔婉的情绪；即使在含有教训的几句小诗里也能很纤巧地用别一种艺术化的方法叙出来。”
而梁实秋却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从《繁星》与《春水》里认识的冰心女士，是一位冰冷到零度以下的女作家。……在那里只能遇到一位冷若冰霜的教训者。……《繁星》、《春水》这种体裁，在诗国里面，终归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我最喜欢读《繁星》、《春水》的所在，便是她的字句选择的谨严美丽。谨严故能恰当，美丽故能动人。但是这里又有一个缺点，便是句法太近于散文的刻板。”
当然，对于在当时文坛造成极大声势和影响并赢得了“冰心体”的《繁星》、《春水》，冰心自己并不当成一回事，说那“不是诗”。“至少那时的我，不在立意作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冰心全集•自序》）她认为诗不论新旧，都应该有格律，同时注重音乐性，在情感上也要有顿挫。“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草率了。”
冰心的小诗不是时代的号角，从里面寻觅不出什么崇高伟大的思想，用她自己的话说，那只是些“零碎的思想”。可以说，冰心的《繁星》、《春水》是一个刚刚涉世的青春少女把她对人生、对人类、对真理、对自然、对宇宙等等所做的不成熟思考，以诗的形式反映真实心迹的记录，或者说是童心的一种诗的表达。
冰心对中国现代诗坛的真正贡献来源于她的抒情诗，尤其包括一组发表在1921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会刊《生命》上的基督教赞美诗。就写宗教赞美诗而论，冰心或许称得上是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人。
这组赞美诗无疑是冰心对基督教内在情感的自然流露，她说：“《圣经》这一部书，我觉得每逢念它的时候，——无论在清晨在深夜——总在那词句里，不断的含有超绝的美。其中尤有一两节，俨然是幅图画；因为它充满了神圣庄严、光明奥秘的意象。我摘了最爱的几节，演绎出来，自然原文的意思，极其宽广高深，我只就着我个人的、片段的、当时的感想，就写了下来，得一失百，是不能免的了。”
冰心是最早接受基督教思想影响，并深受基督教文化浸淫，且具有很纯粹基督教情感的现代作家之一。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可以说，这组宗教赞美诗所具有的思想文化意义，远远超出了其诗歌艺术本身。
这组几乎每篇都在诗题下标明取自《圣经》某章某节的赞美诗，有对宇宙、自然和上帝的赞颂，表现出“对造物主的无限伟大的虔敬”，如《夜半》、《黎明》和《清晨》；有对耶酥事迹的吟咏，赞美他作为普通人“自我”遭难受苦的一生，以及作为“救世主”忧思人类的伟岸的“爱”的人格，如《天婴》；有对耶酥受难及其蕴涵的牺牲自我精神的感触，如《客西马尼花园》和《骷髅地》。
这组宗教抒情诗更多抒发的还是少女冰心对最关心的人生命题的感慨和诸如对人格和生命奥秘的思考。《使者》被保罗为传播“爱的福音”而置生命安危与不顾的献身意识和矢志不渝的品格所感动，并由此生出愿为上帝做带着锁链的福音传播者的崇高感；《生命》和《沉寂》对神秘的生命在思考中发出赞叹；《何忍》表露的是，人类要救赎自身只有与上帝相通；《孩子》则明确宣示，诗人的“童真之爱”源自《圣经》。《马太福音》中说，只有小孩子可以进天国，所以冰心祈祷说：“圣子呵！/求你保护我，/停留我在孩子的年光，阿门。”
除了发表在《生命》上的这一组基督教赞美诗，她的《迎神曲》、《送神曲》、《晚祷（一）》、《晚祷（二）》、《歧路》等诗，也都以明显的宗教情感方式，或发出宁静空灵的祷告，或流露虚无悲戚的喟叹，来感悟宇宙、自然、生命和人生神秘的深意。
最为重要的是，冰心的宗教情感同她爱大自然，爱母亲，爱儿童，一起构筑起她文学人生里“爱的哲学”的母题。换言之，冰心是把基督教、自然、母亲、儿童，甚至国家、民族都作为一个复合的“母体”来爱的，所以冰心爱的哲学理念，其实就可以概括为是“母爱”，是基督教的圣母之爱。
造物者——
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
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
我要至诚地求着：
“我在母亲的怀里，
母亲在小舟里，
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春水•一0五》
在冰心眼里，世界上最至高无上、博大无私的爱是母爱。母爱可以荡涤抚慰人类一切对社会人生的鄙弃、失望和烦闷。母爱是孕育世间万物生命的源头，是母爱创造了世界，并使世界和谐。世界上如果没有女人，失去了母爱，“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
综观冰心的文学创作，无论小说、诗歌，还是散文，至少有三分之二涉及母爱，所以冰心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母爱作家”。
冰心的诗从20年代到30年代有较明显的变化，即内容上逐渐从个人情感的象牙塔走进悲凉的现实世界，走向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形式上从“零碎的篇儿”变到绵绵抒情，韵律、节奏、音乐性上有刻意追求，像《惊爱如同一阵风》、《我劝你》、《惆怅》、《我曾》、《赞美所见》等，都具有“新月派”诗的韵律风格。
冰心还有些抒情诗是抒写思亲之情，如《纪事》、《致词》、《纸船》、《远道》等；抒写深沉博大的爱国情怀，如《我爱，归来吧，我爱》；抒写理想与现实碰撞时的疑惑和迷茫，如《往事•以诗代序》、《我再也不能承受这样的温存》；也有表达反战思想的，如《十一月十一夜》、《赴敌》、《鸽子》；表达个人文学观的，如《假如我是个作家》和《信誓》。
1951年，冰心一家从日本回到祖国。新兴的共和国的一切，似乎忽然使她醒悟到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她只有通过检讨和反省自身先来提高觉悟。她在1953年写的《归来以后》中写到：“我们不再走‘避户著作’‘孤芳自赏’的老路，”“我过去的创作范围是狭仄的，眼光是浅短的，也更没有面向着人民大众。”
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她更以极其痛苦和羞愧的心情，把以前的作品又重新翻阅了一遍，她竟惊奇于自己怎么会“几乎每一篇中都或多或少地表现着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点。”
到了1960年，冰心进而对自己做了这样的自我批判：“我竭力地夸大母爱，把它作为解除世界上一切痛苦的工具。我自欺自慰地说，只要普天下的儿女，都能通过爱自己的母亲，而都怡然无猜地相爱互助，天下就会太平了。”
所以，冰心1949年以后的诗歌创作，主要是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新中国社会主义巨大的建设成就，赞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的英雄人民，歌唱新中国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描绘在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崭新生活，并表达对领袖人物的敬仰之情。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冰心诗成为了一种以诗体文字参加的革命文学活动。
总体而论，冰心诗没能以独立的风格从整体上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影响，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但她以《繁星》、《春水》那样的小诗中，用童心创造的众多的独立意象，编织起一个最属于她自己的独立的艺术世界，并充盈着独特的审美风格。
10、
不恒的情绪，
要迎接他么？
他能涌出意外的思潮，
要创造神奇的文字。——（《繁星•五0》）
散文是冰心最喜爱的文学形式，散文占到她全部创作的三分之二以上。郁达夫说她“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把雪莱“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之上，我想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事情。”她的散文具有最广泛的影响，“青年的读者，有不受鲁迅影响的，可是，不受冰心文字影响的，那是很少”。
李素伯认为：“在她的作品里，处处显示着女性的特有的依恋，母亲的爱和童年天真的爱，琐屑的往事的追写；而文字是那样的清新隽丽，笔调是那样的轻倩灵活，充满着画意和诗情，真如镶嵌在夜空里的一颗颗晶莹的星珠。又如一池春水，风过处，漾起锦似的涟漪。以这样的情致和技巧，在散文上发展，是最易成功的。”所以，冰心在创作伊始就赢得了“冰心体”的赞誉。
中国现代散文的个性表现大体有两种趣味，一是解剖自我的丑恶性来警示这世界，一是呈现自我的美善面来昭示这世界，冰心显然属于后者。像在小说和诗歌创作中一样，冰心“爱”的思想在散文创作中更明显地呈现为母爱、童真之爱和自然之爱三个主题。
冰心散文是个真善美同一的艺术世界，她“赞美自然，讴歌自然，爱慕贤良，探索真理。在夜气如磐、大地沉沉的当时，她告诉人们要追求真善美，憎恨假恶丑。”她“以爱来解决人世间的一切的苦恼与纠纷”。冰心的前期代表性作品，如《寄小读者》、《山中杂记》和《往事》正是她真诚人格、美的灵性、善的箴言的结合体，是她自我真善美人格的写照，同时也寄托了她最高的真善美理想。
茅盾在《冰心论》中写道：“在所有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属于她自己。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在这点上，我觉得她的散文的价值比小说高，长些的诗篇比《繁星》、《春水》高。”
冰心在《寄小读者》第四版自序中说：“假如文学的创作，是由于不可遏抑的灵感，则我的作品之中，只有这一本是最自由，最不思索的了，这书中的对象，是我挚爱的慈母。……她的爱，使我由生中求死——要担负别人的痛苦；使我由死中求生——要忘记自己的痛苦……这书中有幼稚的欢乐，也有天真的眼泪。”
日本作家厨川白村认为，散文最重要的是将作者个人的人格底色浓厚地表现出来。冰心甚至说：“假如我是个作家，我只愿我的作品，在世界中无有声息，没有人批评，更没有人注意，只有我自己在寂寥的白日或深夜，对着明明的月，丝丝的雨，飒飒的风，低声念诵时，能以再现几幅不模糊的图画，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因为“最单纯、最素朴的发自内心的欢呼或感叹，是一朵从清水里升起的‘天然去雕饰’的芙蓉。”
对于冰心来说，风格就是本人，她为人为文的品格“底色”统一为清丽、典雅、纯洁。她就是要在散文里真切地表现自己，她觉得“能表现自己”的文学，才是“创造的，个性的，自然的，是未经人道的，是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和趣味的，是心灵里的笑语和泪珠……总而言之，这其中只有一个字——‘真’。”
冰心散文惟其真才如“行云流水似的，不造作，不矜持，说我心中所要说的话。”她努力追求一种“绝对的自由挥写。无论什么主义，什么派别的成见，都不可存在胸中的。也更不必预想到读者对于这作品的批评和论调。写完了，事情就完了，这样才能有些‘真’的意味。”冰心最爱散文，也最适于写散文，因为散文对她“就像涨大水时候的沼泽两岸被淹没了，一片散漫”；“因为它短小自由，可以随时随地地挥写自己的感情。”因此，她的散文又一如她的为人，素朴、单纯、真挚。
像《寄小读者》、《山中杂记》、《往事》、《南归》等冰心早期作品，已经既是“最属于她自己”的散文，同时也是其真善美自我人格的真实写照。它们是冰心真诚人格、美的灵性和善的箴言的结合体，最适合作青少年的审美教育书简来读。也许正因为此，到五、六十年代，她索性把主要精力投入儿童文学创作，“希望把儿童培养成一个更诚实、更勇敢、更高尚的孩子。”
冰心在为30年代初出版的《冰心全集》写的自序中说：“我知道我的弱点，也知道我的长处。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的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给平凡的小小的人看！”
冰心是以爱为根的，她将“爱的哲学”的种子种在园里，盛开出一朵朵平凡的爱的小花，最后她又收获爱。爱既是她创作的文学母体，也是她衡量事物的价值尺度和精神归宿。
冰心对爱的理念的解析，对爱的境界的启悟，是随着生理年龄和生命阅历的增长而由单纯澄澈变得深沉和凝重。她在21岁时写的散文成名作《笑》里，即揭开了爱的心幕，那是何等神奇美妙的意象，它使心灵“光明澄静，如登仙界，如归故乡。”这种对朦胧抽象爱的梦影的捕捉，到她写《寄小读者》时，已升华出人生的光华神韵：“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冰心将爱确定为自己写作人生和精神心灵的宗教坐标，她“只愿这一心一念，永住永存，尽我在世的光阴，来讴歌颂扬这神圣无边的爱。”即便到她在丧母的深悲极恸中长歌当哭，写挽悼母爱，副题为“贡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的《南归》时，虽然慨叹“人生本质是痛苦，痛苦之源，乃是爱情过重。但是我们仍不能不饮鸩止渴，仍从人生痛苦之爱情中求慰安。可等的痴愚呵，何等的矛盾呵！”但她义无返顾，一愿“以母亲之心为心，”“成为一个像母亲那样的人！”因为，爱终归“是慈蔼的，是温柔的，是容忍的，是宽大的；但同时也是最严正的，最强烈的，最抵御的，最富有正义感的！”（《给日本的女性》）到这里，爱在冰心的人生要义里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她赋予了爱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使命感。
她在战后满目疮痍的日本，向同样饱受战争创伤，并对中国人民怀着一种“赎罪感”的日本女性，发表演说：全人类的母亲，全世界的女性，应当起来了！战争是不道德的，仇恨是无终止的，暴力和侵略，终究是失败的！她提出要以母亲的力量来制止战争，要以母亲的名义教育后代：世界上一切人类生来是平等的，没有任何民族可自喻“神明之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只有在平等的立场上，通过爱和互助，才能建立永久的安乐与和平！显示出冰心伟大无私的人道主义精神。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耄耋之年的冰心迎来了散文创作的第二度高峰。她文章虽然越写越短，越写越随意，越写越平淡，可那是把经过筛选的感情凝聚起来了，看似平淡，实则内蕴辣味，深含着对人生的思考，秀逸中透出苍劲，醇厚里溢发激越。她说：“我的文章越写越短的原因，一来当然是我的精、气、神，近来更不足了；二来我认为如果几句话就能把心思都表达出来，那么也不必枉费那些文字和符号。”
冰心晚年的散文大体可分为这么几类：自传性散文，如《两栖动物》、《我到了北京》、《我入了贝满中斋》、《我的大学生涯》、《在美留学三年》、《我回国后的头三年》，叙写自己从童年到老年的生活经历和情景，具有浓郁的史传色彩；“关于男人”系列散文，如《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一、之二）、《一位可亲可爱的作家》、《怀念郭小川》等，记述自己对亲人师友的情感思念和缅怀，并赞颂他们真诚的精神情操；随笔性散文，如《霞》、《病榻呓语》、《我的家在哪里？》、《绿的歌》、《我梦中的小翠鸟》等，多在随意挥洒当中抒写一缕澄澈空灵的心境，一片诗情飞扬的梦影，一点开悟心智的思索，一滴刻骨铭心的意念，一方真挚悠长的眷恋。
最难能可贵的是，年过九旬的这位世纪同龄人，仍以一颗赤诚的拳拳爱国心，写出了许多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的“醒世杂文”——议论性散文。《我请求》忧患的是教育，她一方面提醒国人：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正因为人家懂得“教育是只母鸡”，另一方面赞赏并鼓励“教师职业是神圣的，这神圣就在于甘愿吃亏”，呼吁大家都来想想办法，关心支持教育。她真的把自己的上万元稿费捐给了“希望工程”。她深深明白：教育搞不好，人没有文化，国家会越来越穷。
《无士则如何》大声疾呼要让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不重视‘士’，不重视科学、教育、文化，德先生赛先生就成了空谈，现代化也会流于纸上谈兵。”在《我呜咽着重新看完〈国殇〉》中，她痛心疾首地说：“说一千，道一万，抢救知识分子的工作，还得知识分子自己来做，殷忧启圣，难兴邦。”《开卷有益》重提“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她最后说，我明明知道“写了也白写”但我的“老而不死”的心，却总在大声地斥责我说“白写也要写”，至于有没有人看那是另一个问题，敬佩之余，也不禁让人感叹万分。《孩子心中的文革——序》则警示说：孩子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只要他们把自己的难忘的一世永远铭刻在心，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一段话所说的“既无法律又无规则，又单独一人按照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心情领导一切”的史无前例的怪事才不会重演。
冰心在文坛耕耘了七十多个春秋，晚年虽心力不够，只有时写些短文，但她从没有停止思考。她始终对国家和时代怀了一份炽热、赤诚的心，她那张慈祥温厚的脸上，永远荡漾着睿智的思想内涵和天真未泯的童趣，有一种超然飘逸、安静淡泊的神韵。谈到说真话，抒真情，写小文，她说：“年轻时感情丰富，写作时容易把感情铺叙出来，这就是所谓绚烂；人老了，感情经过了筛选，就凝聚起来了，写文章就越来越短，文笔看似平淡，实则内蕴辣味，深含着对人生的思考。
1999年2月28日，上帝派往人间的爱的使者冰心带着一个世纪的爱和梦去了天国。她原就是上帝派往人间的爱的使者。她能爱能恨，因了爱而恨，因了恨而爱。她视野里的“爱”是超越了时代、政治和宗教的，所以她说“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她带着翠绿的梦走了，她会把她的圣爱也带走吗?眼前人们在利益和金钱驱动下奔忙的景象叫我害怕，下个世纪我们还会有她那样的圣爱吗?现在人们似乎越来越变得爱自己，也就是爱得自私，这尤显出了她爱的高尚纯洁和博大无私。没有了爱的社会的繁荣不啻是死国的宁寂。她曾教导鼓励爱女吴青说：“苛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也让我们都记住吧，爱不光要温馨，更要勇敢!
冰心正像她在《寄小读者》里说的，“一心一意，神魂奔赴的，”“尽在世的光阴来讴歌颂扬这神圣无边的爱。”了
“一片冰心在玉壶”。她把圣爱留给了人间！
人类呵！
相爱罢，
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
向着同一的归宿。 ——《繁星•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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