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两所高校，服务过两家银行，三年前再入高校，做了个布衣教员。年来耳濡目染，有些感触越来越深，有些话不得不说。
如今的高等教育，频遭诟病，甚至有学者抛出了“推倒重来”论，我相信那是爱之切的悲壮呐喊。从高校的大跃进开始，也就是扩招，就有个提法叫做“教育产业化”，似犹抱琵琶半遮面，后来有愤青修正为“教育企业化”。今天我看，这些话是一种隐形的侮辱，但不是侮辱了高等教育，而是侮辱了企业。
企业生产的产品，要满足许多部门颁发的标准，真真假假也要贴一个QS的标识，或糊弄个免检什么的，讲究点的，还要到洋人那里，弄个ISO。当然，这点高校也有，就是985、211，一本二本，示范高职什么的。要注意，企业的标准颁发机构是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当然第三方也可能被事主收买，但毕竟是要冒着法律风险的，像华尔街的3A批发商，最终遗臭万年。而给教育贴标签、标价格的却是教育主管部门，长子、次子、侄子、孙子、养子，都是孩子，都要混口饭吃，那就“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吧，坏是肯定没有的，充其量只会偶尔警告一下陪练——民营高校。
但企业最关键的一点——问责制度——高校却没有，你买了不合格的产品，可以投诉、起诉，社会制度要替你找厂家讨一个说法，或修复、或退货、或赔偿，严重一点激起众怒的，像冠生园和三鹿，还有灭顶之灾。但社会却没有对高等教育的问责制度，不会有哪个单位因为招了某个毕业生是注水肉，去问责他念书的高校，别人会说他不但眼睛瞎了，而且脑子也坏了。高校也是有理由的：他在校期间不用功！对自己要求不严！南橘北枳人总是变化的云云！
那高校为啥还乱发毕业证，普惠众生呢？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每一级都要淘汰一部分学生，为什么到了大学就全是精英了，大学公布过他们的淘汰率吗？这种上了大学就“松口气”的传统也的确让我们的教育“松了气”。从“严进宽出”到“宽进宽出”；从大同小异的校训，到毫无特色的校风；从趋炎附势的人格，到风格各异的大楼，这已经昭示，我们学到了Academy不拘一格的外表，却远未触及其严谨、自由、责任的内核。
学生考试作弊、论文造价，发个毕业证也就罢了，更有甚者，学校为协助学生就业，一方面毕业时大赦天下，将污点删除，一方面批发奖学金、优秀学干等证书。有个学生告诉我，他们学校奖学金50元，人人有，证书泛滥，主要是有证好找工作。岂不知人人有证时，劣币驱逐良币，市场再无精英，这也从一个方面佐证了就业难吧。高校如此，和劣质企业往三无产品上贴QS，败德企业往食品里面灌三聚氰胺有什么区别？出了人才是学校的培养，出了败类却是个案，这样的生意自然好做。说到这里，各位看看，教育企业化到底谁侮辱了谁？
高校喜欢一俊遮百丑，动辄搞个三十五十年的校庆，请个三百五百高官巨贾粉饰一下门面。殊不知统计学中极值和方差的概念，这只是个障眼法，那数以万计的毕业生分母，才是检验教育的唯一标准。这也是我们具有“大师情结”、“诺贝尔情结”的原因，就像穷人希望有两件像样的衣裳，出门喝茶的时候装装门面。国外有些理论就直白得多，尤其那个木桶定律，水的多少是由最短板决定的。其实中国风水也说过，孤峰独秀，煞莫大焉。就是回过头看看中华文明灿烂的时候，大师辈出的时代总是教育发达，书院众多，准大师更是多如牛毛。再类比一下巴西的足球和中国的乒乓，也许我们才能在大师的产生问题上退退烧，回归理性。
上面说的是一叶障目的障眼法，下面是以点代面的教育法。
古时候的教育，是师傅带徒弟，言传身教，如果达不到师傅的要求，则不能出师，品行不端或有缘无份的，还要像武侠小说里的那样，被清理门户，或者像菩提祖师说那猴子“以后不许你说我是你的师傅”。这也就是上面说的责任，或怕被问责的自我净化。
现在的大学，还能找到这样的教与学吗，专业细细划分，课程超细划分，教师变成了用斯密第一定律分工的一段机械臂，每人只负责其中的一个程序，以点代面，没有人对最终产品负责。大学就像座庙，因为信仰文凭，所以众生都要进去镀镀金，念念经。教师就是值日僧，甭管谁来，也不管啥目的，就日复一日念那两句经。
可能要问，老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咋只会念两句经呢？这就要看看我们的教师管理制度了。我国高校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堪称世界之最，但绝大部分是职称考评体系之下的自娱自乐、自欺欺人之作。从往酒里慢慢兑水，到往水里徐徐兑酒，再到换成酒精往水里兑，总之，这瓶酒的味道，绝对是中国特色。而且，一旦职称和学术头衔拿到，假酒也都懒得造了。作坊里的人都知道，官家当然更晓得，如此文字空转，南郭遍地，学术歌舞升平。皇帝的新装不但要赞许，最好自个儿也织个半透明的套上或干脆脱了去，表表忠心。
到此，念经的问题也就解答了：教师的待遇和教书是不挂钩的，教师的目标和教书也很难拟合。高校重视“有痕迹”的科研和论文，至于流水的兵和观光的香客，因为没有问责与合同压力，可以放宽，随他们“不带走一片云彩”。叶圣陶先生说过“办教育决不类似办工业，因为受教育的人绝对不是工业原料”，老人家殊不知，人被草草加工时，还不如工业原料。
我的朋友，211院校的教师，博士，每月的全部收入只有1700元。看见报纸上喊话：吸引最优秀的人到教育队伍中去。他说拿什么吸引？磁场的强度怎么样？我看1700元只能产生离心力，留下来恐怕要自废武功。校长官员化、校园机关化、教师工具化的现状下，高校教师既没有收入、又没有权利地位，所以就会有人偏离操守、不甘寂寞，所以不免产生交易行为。所以，为企业、行业鼓噪者有之，批发学位者有之，学位换课题者有之。
叶圣陶先生还说过，“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需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德育方面，要养成待人接物和对待工作的良好习惯；智育方面，要养成寻求知识和熟习技能的良好习惯；体育方面，要养成保护健康和促进健康的良好习惯。”本人驽钝，无力把教育简化在授课的工作中，使学生养成上述良好的习惯，因此，叶老简单的要求我都不能做到。这就是我不允许学生毕业后称呼我老师的原因，只能说“某某老师教过我的某某课”。
从上面教与学两个方面看，高等教育不但侮辱了学生，也侮辱了教师。
刚才说到民营高校，其实民营高校乖巧得很，一直在闷声大发财的同时，保持着标签的升级，不少教育机构都是其股东的现金牛，甚至为房地产兄弟公司供血。教育主管部门又是掩耳盗铃，因为教育是公益事业，是不赚钱不纳税的。这多新鲜哪，咱这个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哪一下子冒出这么多菩萨？而且办学做好事，还要申请审批才行？公益事业多了去了，但凡不收费的，我看没几个去申请的。问题来了，民营高校没用国家一枪一弹，自建校舍，还招聘了教师和教工，扩大了就业，国有高校的钱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效率问题，本文暂且不提，待下回分说。这里要多说几句民营高校，一些退休的老教育工作者在民营高校撑起了一片希望，管理还是很规范的，但其草根性决定了它的商人本质，暂时还承担不起高等教育的重任。
国有企业的改革，产生了海尔、联想、华为、比亚迪等等一批优秀企业，在鲶鱼效应下，国有企业也开始有了活力，并最终提高了效率。事实证明，产权制度、市场规则是不会搞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相反，却极大地发展了我们的生产力。
高等教育呢？是不是也可以效仿？改革开放30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严重落后于经济体制的进步，甚至落后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高等教育不但没有对社会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反而在扩大生产线生产低劣甚至添加三聚氰胺的产品！
有人说高校不能放，一放就乱。这是僵化的观点。这个链条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决定教育环境；而教育通过人的思想反作用于政治、经济层面。让思想解放，让几个联办、民办大学发出不同的声音，形成对国有高校的竞争、相互促进不是更好吗？理越辩越明，怕什么呢？如果还担心意识形态，如果还担心思想政治路线，那只能说明一些人还不自信。2007年来的世界经济动荡，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文化的显著进步、国防实力的大幅提升、人民福利的稳步增进，已经雄辩地说明了中国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性，何惑之有？何惧之有？
温总理在2009年1月4日曾发表题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重要讲话，他说，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企业家回馈社会的最好方式就是投资教育。如果再死死抱住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不改革，我觉得这样的高等教育不但侮辱了大学的称号，更是侮辱了政府的智慧和决策，侮辱了某个阶段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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