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里,常常会想起相识相知六十多年，相伴五十九年的妻子。

　　我们婚后的考验，是遇到一次又一次的离别。解放后我转入出版界工作，她在音专任教。我们在大家庭里过着小家庭的日子，鹣鲽情深而又淡逸安稳。但不久后就出现了新情况，我要调到北京去工作了。我很乐意去，但是要和她分手了，我们希望这是暂时的。那是1950年初秋，我已到了北火车站，突然听到广播里叫唤我的名字，说有人找我。我到指定地点一看，原来是她来了。不是已经依依话别过了，怎么又来了?显然她比我更难忍受这暂时的分手。于是我们又一次话别。

　　我单身在京，一时又无法把家迁来。两年后又回上海工作。我思忖如果再调外地，一定要与她同行，当然还有孩子。1958年6月出版分工调整，我所在的编辑室要合并到北京的老商务。此时，在我国的大地上正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编辑室近十人中能调京的仅三人，其中有我。我明言在先，调我得同家里人一起去，免得彼此牵挂，那时她仍在教书。我先去京工作，半年后她和两个孩子，还有岳母都来了。两人高高兴兴地在一个单位的两个编辑室工作。

　　相聚不过半年，1959年春，组织上安排我去京西一个小山村下放劳动。一年后我回到北京，我们因陋就简地在家过日子，同时安排游览北京众多的名胜古迹。但是谁会料到，在京只团聚一年，1960年5月，组织上要调她到塞外山城的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去教书。她当然不愿去，几次到人事部门去力争，但结果是，她又走了，到北方更冷更苦的地方去工作。这以后，只要有短暂的假期，她也要回家来看我们。我经常在永定门火车站送别她，望着远去的车厢，我常想：在我俩的旅途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离别？

　　1965年她光荣地穿上了军装。这年十月，我们合家告别北京都去了塞外山城。我作为男军属在山城地方上工作，改了行，觉得才学难以施展；但是，我和亲人长期殷盼的团聚，却终于实现了。

　　从此，两人就没有离开过。

　　后来我们又去了古都洛阳，她在军校，我在地方上，各教各的书。两人都工作到1985年退休。又四年,我们回上海定居，这当然是沾了她军人的光。

　　我们在北方兜了一圈，现在又回归到起始点，我俩最初相识的地方。

　　我们相识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1946年，我初到上海的第二年，在一个艺术团体里供职。我还记得，她由文汇报女记者麦少楣介绍，这年七月也来此工作。那时抗战胜利的喜悦气氛已渐淡去，乱象日渐增多。我们这个小团体受大环境影响，业务渐趋停顿，上班的同事只有五六人，无事可做，只以聊天度日。

　　始初，她常和女同事李珏在一起，中午同去附近饭店里进餐，后来李珏和她的爱人李德伦到解放区去了，女同事少了，她似乎有些寂寞。我的收入少，工薪所得还要接济老家，写些稿子投寄报刊，发表后的稿费也是少得可怜。一次写了篇短文给《时代日报》，题目就叫《穷的体验》，所说的就是她给我的帮助。我和她年龄相近，都没有结婚。我们接近后，下班时我常伴她走一段路，一次过车水马龙的南京路时，我们很自然地携手偕行。她是老上海，以后就常带我闲步街市，漫游公园，她带着一架老式的方形矮克发相机，两人在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的树丛和茶室里留下了身影。

　　我感到快乐和幸福。穷日子似乎同过去没有什么差别，可是，一种幸福感却已进入我的生活里，内蕴于日常生活的细节里了。如果没有她，我想，情况可能就不同了。一种恋情正在起作用。

　　不知从何时起，我每晚写封信，塞在她的办公桌抽屉里。下一天她一上班就打开抽屉找信来看，神情愉悦。1947年和1948年这两年社会裂痕日显，大环境更差了。我从抗战后期起觉得社会现实总是使人窒塞，到上海后看到一些新的报刊，读夜校时听了一些名人的讲演，大脑开窍，认识上有了提高。有了这种思想就免不了情见乎辞，我写信给她时也没有忘掉带些励志式的忧患情怀。虽然她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我觉得她胸怀正义感。

　　她与我的经历和处境很不相同。她祖籍广东，出生在上海，是位受过洗礼的基督教徒，从小学到大学没有离开过上海。她的父亲是位从美国回来的工程师，不幸于1938年因脑溢血而过早逝世，姐弟三人全仗他们能干的母亲操持家务，奢俭酌中，平稳度日。

　　八年抗战对她和她的家庭自然有不小影响。她在圣约翰大学念书时，有时就兼做家庭教师。1942年暑期大学毕业后进了私立世界学校教小学五年级及中学英文，直到抗战胜利。

　　我们同事后的第二位主任由上海音专校长戴粹伦兼任。他到任不久就介绍她去音专兼任英文教师。音专那时在郊区，有课这几天，回市区即使已是万家灯火，她仍要来见我一面。

　　后来她带我到她家去作客，她家的人我都认识了，还认识了她家的亲戚。到纷乱而萧条的1948年，瓜熟蒂落，我们就准备结婚了。那时已临黎明前夕。我到南京路上海《大公报》刊登了结婚启事，我们就去杭州旅行结婚，证婚人是她的老外公，一位宅心仁厚的广东牧师。在杭州，我们住在我一位远房叔叔的简陋寓所里。她不在乎这简单不过的婚事。这几天，我俩高兴极了。西子湖水波光粼粼，乱花渐欲迷人眼，秋天了，却还有春意。

　　大约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似乎为了追回逝去的青春，又似乎为了追补曾经长期分离的遗憾，我们一面工作，一面安排着志趣相投的旅游活动：迈开脚步走向祖国的山山水水。这一走，一直走到九十年代，一直延续到本世纪的初期。回上海定居后，我们的生活更丰实了。她精神隽铄地参加干休所和母校校友会的活动。我们带着相机去欣赏多彩的展览会。我们还订了个计划，一处处去拍摄雕塑。“东方绿舟”里的雕塑作品，曾让我们陶醉终日。

　　她自小喜爱音乐，幼年时学过钢琴。大学毕业后，那时还是解放前，她参加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由吴之琳(钢琴家吴乐懿之父)等人发起组建的上海雅乐社合唱团(The Shanghai Songsters)的演唱。回沪后不久，她参加了母校校友会合唱团，她在一九九三年《校友通讯》上写了篇《欢乐的歌声》说：“现在虽然年逾古稀，中气不足，音域变窄，嗓子远不如从前，但是和同学们一起引吭高歌时，却是什么顾虑都没有，迸发出自认为的‘最美的音符’。”

　　到她的健康情况一天不如一天时，我们活动的地域不得不一再缩小，去市里只能选交通便捷的地方，还要有可以歇脚之处。镇上有个公园冬日的梅花很有名，大晴天我们穿过居民区，去欣赏盛开的梅花。有时陪她到近处的两个小公园，坐在长椅上晒晒太阳。

　　平日在房间里，她总是坐在那只旧藤椅里，我坐在旁边的小沙发上，陪着她看书看报，谈些陈年往事，虽然她记忆不如以往，仍能娓娓说起一些旧时的同学和朋友。有些食物她不能吃了，我从外面回来时选购些她能吃的巧克力、酸奶给她，她总是很高兴。这种平平淡淡的日子，就是我们垂暮之年的幸福生活。

　　我们过了几年相伴相亲、生死相依的日子，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

　　她离开尘世时一句遗言也没有。但是，我清晰地记得，她在病床上对我说过一句话：“我要回家。”那时她正在注射，鼻孔里还插着管子。她爱这个家，也热爱生活啊!

　　漫漫秋夜长。我独居卧室，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我靠在公园的长椅上，形单无依，想起作家张爱玲引用外国民歌的一句话“我与我真心爱的永远不会再相逢……”然而这是现实，虽然是残酷的现实，我也得接受它，我得学会接受它。

　　人生在世，必然有拥有和欢乐，但也会有失去和离别。我热爱这个世界，我要生活下去。我知道，这正是她对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