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2004年在美国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名为“无畏的希望”的演讲，此次演讲让他声名鹊起，并且在2006年出版了《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罗选民等译，法律出版社出版)一书，获得巨大成功。奥巴马在书中讲述了自己的奋斗故事及政治历程，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盘点了美国近代政治和世界局势。

尴尬的名字和艰难的处境

我是在一种不安稳的心态下决定参加2000年的选举，挑战一位在职民主党的国会席位。那是一次考虑欠周的竞选，我铩羽而归。我从这一惨痛失败中醒悟到，生活有许多不确定性，不可能一切都按计划实行。一年半后，失败的创伤已经痊愈。2001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和一位传媒顾问共进午餐，他此前一直鼓励我再次竞选国家职位。

“你已经意识到政局变了，对不对？”他一边用指尖拨弄沙拉，一边问道。

“什么意思？”我明知故问。两个人都低头注视他身旁的报纸，上面头版就是奥萨马·本·拉登。

“真够糟糕的，不是吗？”他摇着头说:“真是不幸。当然，你没法改名字了，否则投票者会怀疑的，要是你的事业刚刚起步就好了，你也知道的，这样你就可以用个别名什么的，但是现在……”他的声音渐渐弱下去，抱歉地耸了耸肩，之后示意服务生买单。

没有奢望之忧，凭借几份有效签注给我带来的信誉，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竞选当中，找回了以为失去了的激情和快乐。我雇了四个机灵的助手，都是二三十岁出头，薪酬也不算太高。我们找了一个小办公室，印制了信笺抬头，装上了电话和几台电脑。我每天给民主党主要捐赠人打四五个小时的电话，试图得到他们的回复。我召开过记者招待会，却没有一个观众。我们签约参加一年一度的圣帕特里克节游行活动，却被安排到游行队伍的最后。我和十位志愿者只能朝滞留在路边稀稀拉拉的几个观众挥手，并且发现身后几步远就是城市清洁车，工人们正在清理垃圾和路灯柱上的绿色三叶草贴纸。

在进行联邦参议员的普选活动中，我的共和党对手派了一个年轻人拿便携摄像机对我所有的公开露面进行追踪拍摄。这在许多竞选活动中已成了惯常的操作步骤，但是不管是这位年轻人过分热心还是受命来试图激怒我，他的跟踪拍摄变成了跟踪。从早到晚，他如影随形，离我通常不足五到十英尺远。他会拍我乘电梯下楼，他会拍我走出洗手间，他会拍我拿手机和妻子和孩子通电话。

起初我试着跟他讲道理。我停下脚步，询问他的名字，告诉他我理解他的职责所在，不过，我建议他离得稍远一些，这样我在交谈时不至于受他的监听。面对我的恳求，他保持沉默，只是告诉他的名字叫贾斯汀。我建议他给老板打电话，弄清楚这是不是竞选活动希望他这么做。他告诉我，我自己可以打，并给了我号码。这之后过了两三天，我决定不再忍受。贾斯汀在身后紧跟着我，我信步走进州议会大厦新闻办公室，对一些正在用午餐的记者说话。

“嘿，伙计们。”我说，“我给你们介绍贾斯汀。贾斯汀奉雷恩竞选阵营之命对我进行全程跟踪。”

我解释情况的时候，贾斯汀站在那儿，继续录像。记者们转向他，开始接二连三地向他提问。

“您是不是跟着他进浴室？”

“您是不是一直都离他这么近？”

很快就过来了几名新闻记者，他们用摄像机拍摄贾斯汀给我录像的过程。贾斯汀像一名战犯，不断地重复他的名字、级别，以及他的竞选人竞选总部的电话号码。下午六点的时候，贾斯汀的故事被当地媒体披露出来。这件事折腾了一周，通过动画片、社论、体育谈话节目轰动了整个州。我的竞选对手，经过几天的不屑一顾，最终还是屈服于压力，指示贾斯汀不要跟得这么紧，同时还发表了道歉。但这对他的竞选运动已经产生了损害。人们或许不了解我们在医疗问题和中东外交政策上针锋相对的观点，但是他们知道我对手的竞选活动破坏了一种他们认为十分重要的价值——文明行为。

在印尼度过的童年和在美国体验的种族偏见

在最初的几年里，我家并不富裕，因为印尼军队付给尉级军官的工资不多。我们住在城郊一座不大的房子里，没有空调、冰箱、冲水马桶，也没有汽车。我的继父骑一辆摩托车，母亲每天早上乘坐当地的小公共汽车去美国大使馆，她在那里当英语老师。家里没有钱让我和那里的大部分外国孩子一样上国际学校，于是我上当地的印尼学校，与农民、佣人、裁缝和办事员的孩子一起在街上奔跑追逐。

作为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我对这些都不在意。相反，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充满了奇遇和秘密——白天追逐小鸡、躲避水牛，晚上看皮影戏、听鬼故事，还有街上小贩送到门口的美味糖果。事实上，我知道与周围的邻居相比，我们过得还不错。因为与很多人不同，我们总能有足够的食物。

我的母亲是个人类学家、世俗主义者、理性主义者、灵魂觉醒者，我小时候接受的是宽容的宗教教诲。我母亲认为，有组织的宗教过多用虔诚掩盖他们封闭和狭隘的心灵，用正义伪装他们残酷和压迫的行径。

但是那并不意味母亲没有灌输给我宗教教诲。母亲认为，初步了解世界上的伟大宗教是全面教育的必要部分。在我们家，《圣经》、《古兰经》、《薄伽梵歌》与希腊、挪威以及非洲神话图书并排摆在书架上。一到复活节和圣诞节，母亲会拉我去教堂，就像她带我去参观佛教庙宇、中国新年庆典、靖国神社及古老的夏威夷墓地一样。我逐渐明白这些宗教不要求我持续不变地投入——不要求内省也不要求自我鞭笞。母亲解释说，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体现，而不是人类文化的源头，宗教只是人类尝试控制不可知世界并理解人生真谛的多种方式之一——但未必是最佳方式。

尽管我的成长经历很难作为非裔美国人的典型，并且主要由于运气和环境的原因，我现在的职位能使我免受普通黑人必须忍受的打击与伤害，但我仍然能够娓娓道出在我这四十五年的生命中，曾经遭遇到的各种令人气愤的琐碎小事。在百货公司购物时被保安跟踪，站在饭店外等待车管员时白人夫妇却将他们的车钥匙扔给我，警察无缘无故地让我把车停在路边。我清楚人们告诉我因为肤色而不能做某些事时的感觉，还有强咽怒火的苦涩。我还知道米歇尔和我必须始终保持警惕，以免我们的女儿听到一些令她们沮丧的言论，它们可能来自于电视、音乐、朋友，也可能来自于街谈巷议，它们讲述着世人眼中的她们，以及世人认为她们应成为怎样的人。

2005年我参观了桑顿镇级中学。桑顿镇级中学位于芝加哥南部郊区，绝大多数学生是黑人。我的工作人员和桑顿的教师组织了青少年市民会议——各班的代表花几个星期调查同学们关心的问题，然后将调查结果汇成系列问题呈报给我。会议上他们提到邻近地区的暴力、教室里电脑短缺，但首要问题是:学校下午一点半就提前放学，因为校区付不出教师一整天的工资。课表因此缩减，学生没有去试验室或上外语班的时间和机会。为什么让我们少上课？他们问我。好像没人指望我们上大学，他们进而说。

他们想上更多的课。

我们已经习惯于听这样的故事，贫穷的黑人和拉丁裔孩子在学校失去学习兴趣，所学课程难以适应传统工业时代，更别说信息时代。教育体制问题不仅限于内城区，美国中学辍学率目前是工业国中最高的国家之一。高中生数学和理科考试分数低于大部分外国同年级学生。青少年一半不懂分数的基础概念，九岁孩子一半不会乘除法运算，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比以前多，但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学生能跟得上大学英语、数学和理工科课程。

和妻子的第一次约会

我是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时认识了米歇尔，当时米歇尔是我的指导律师。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每天都见面:在法律图书馆，在咖啡厅，或是某次事务所特意为夏季实习生组织的郊游之中。组织郊游的目的是告诉实习生，律师生活并不是无休止地苦读法律文书。她也带着我参加过一两次聚会，并巧妙地掩饰了我没什么行头的窘境，她甚至还介绍我认识她的几个朋友。然而，她拒绝外出与我正式约会。她说这样做不合适，因为她是我的实习老师。

“这个借口糟透了，”我告诉她，“想想看，你给我出了什么点子？你教我如何使用复印机，还是教我该去哪家餐馆用餐？我觉得合伙人不会认为一次约会就严重违反了公司的明文规定。”

她摇摇头说:“对不起。”

“那好，我辞职。这总行了吧？你是我的指导老师，你告诉我辞职该找谁。”

我终于将她说服了。在一次公司组织的野炊后，她开车送我回住所，我提出去街对面给她买“3”蛋卷冰淇淋。在夏日湿热的午后，我俩却坐在路边上享用蛋卷冰淇淋。我告诉她，少年时我曾经在一家“31”冰淇淋店打工，身着褐色围裙，头戴褐色帽子，还要摆酷实在是太难了。她向我透露，小时候曾经有两三年只能吃到花生酱和果冻。我说想去她家拜访，她欣然允诺。

我问我是否可以吻她。我们的吻甜得像巧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