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疆作家遥远抄袭案引起诸多媒体的关注，公众纷纷对这种不良行为进行不留情面的批评。

　　不过，有一种观点，矛头直指作协，把作家抄袭的责任指向作协。我以为是有失偏颇的。

　　人民网文化频道署名李亚广的作者撰文《作家屡陷“抄袭门”作协责无旁贷》。该文说：“遥远之所以能得心应手地把十余篇抄袭的作品，大行其道地投于知名刊物并获发表，无非是因为他的那个“作协会员”的头衔。这个头衔就像一本畅行无阻的通行证，随便找几篇他人作品修剪一番，然后堂而皇之地写上自己的名字，添上某某作家协会会员的称号，相信，再认真细心的编辑，再知名权威的刊物，也会给几分薄面，照登无误。也就是说，‘抄袭作家’好歹也是沾了作协的光。”

　　觉得这位作者实在是神化了作协会员证的“功能”。一个作者，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注上“某某省作协会员”，期刊编辑就会网开一面，给该作者“几分薄面”发表作品，此种认识，实在有点“想当然”了。

　　大家知道，能加入省级以上作协的，要有一定的作品，这是硬件。省内的期刊编辑，大都对本省小有名气的作家心里有数。一个文学新秀给刊物投稿，期刊编辑决不会因为你写上“作协会员”的字眼就对你刮目相看。不信的话，建议有兴趣的文学新手，可以在自己的文章中标明“某某省作协会员”字样，投稿试一试，看看人家会不会给你这个“作协会员”几分薄面”，看看你的作品能不能“通行无阻”。

　　遥远之所以能够加入省级作协，是不是单靠抄袭别人的作品，报道没有说。我们不便妄自猜测。据现有的资料分析，遥远这位“抄家”在新疆的文学圈应当是有一点小名气的，至少得到了当地文学圈子某种程度的认可，已经混了个“脸熟”。这才是遥远投稿“命中率”高的根本原因。

　　中国作协有好几千会员，加上省市级作协会员，数目也就更加相当可观了。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鱼龙混杂，出几宗抄袭案，不足为怪。其实，不单是作家抄，教授也抄。最近杨帆教授的抄袭案，不也闹得沸沸扬扬吗？为什么不见有人把板子打在给杨帆发教授证书的学校头上？

　　大约是近些年关于作协的负面新闻太多了的缘故吧，作协似乎成了一只“软柿子”，许多人喜欢动不动就上岗上线，拿作协“单挑”，其实是有失公允的。作协给作家发一个证书，是对作家本人过去创作成绩的认可，并不是叫你去招摇撞骗，去剽窃人家的作品。你出事了，怪作协发的那个本本，有理由吗？现代社会，各行各业的各类证书多如牛毛，律师有律师证，建筑师有资质证……甚至你在路边开个粉摊，也必须有健康证。你做了违法缺德的事，把责任全推给发证机关，有可能吗？

　　如果新疆作协明明知道遥远的作品是抄来的，出于某种原因，还是堂而皇之地把此人吸收进作协，把作家协会当成了文坛小偷的避风港。这才是作协的责任。反之，如果遥远当初成为新疆的省级作家，确实是靠自身努力得来的，他是在拿了作家证书之后才“犯事”，你把作家抄袭的责任一味归咎作协，显然不妥。

　　该文章作者还说：“作家劣迹败露了，作协却把他“无情”地剔除门面之外，看似铁面无私，处之极刑，实质是在识时务地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聪明啊！”

　　我觉得，作协这样严肃处理抄袭者，属于其职责范围，无可厚非。它只是一个民间团体，还能对抄袭者怎么样？难道叫作协去追究抄袭者的法律责任？

　　当然，作协也不是一点过错也没有。此前作协某些人对抄袭者过度“宽容”，纵容了的文坛的抄袭风气。比如，原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以“作家不是道德楷模”为由，把郭敬明推荐进了中国作家协会，客观上替“文抄公”开绿灯。此种做法，文化批评才是“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