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26岁去英国剑桥大学之前，已经在清华大学当助教，不过他的文凭是拿不出手的初中毕业证。也许学校考虑到，一张初中毕业证实在不太与大学助教相称吧，所以公派他去留学，他就这样到了剑桥。但是，华罗庚却没有珍惜这个拿博士文凭的绝好机会，他不愿意读博士，只想做个访问者。旁人不解其意，问他这是为什么，他答道：“因为读博士只能读一门功课，而做访问者哪门课程都可以上。我来剑桥，不是为了得学位，而是为了得学问的。”所以，一代数学大师，终其一生，也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

　　上个世纪，到过东欧、西欧，到过美国、法国，到过剑桥、哈佛的大师们其实还有很多，当然有许多像胡适一样拿过巍峨博士帽子回来的，但也有许多像华罗庚一样，费尽千辛万苦，不远万里，远道求学，完全可以花“公家的票子”，领一顶“私人的帽子”，却一个文凭也没有拿回来。饱学之士梁宗岱，1924年，他去法国留学。在此之前，他正在广州岭南大学读大一，这个文凭没有弄到手，他就前往法国了。在法国没呆上一两年，他又到了英国，之后又去了德国、意大利，几乎欧洲所有的国家“重点大学”都去了。但是，一个文凭也没有弄到，都是每次文凭快要弄到了，他却走了。他的求学变成游学，是因为他初到法国，结识了现代派诗人保尔·瓦雷里，保尔对他说：“汲取西方文化，要转益多师，不要为虚名去钻某一学科的牛角尖。”梁先生就把这话记在心里，并身体力行。

　　与梁大师持一样看法的是陈寅恪。他说考博士并不难，死读三五年，那帽子就到手了，但是这几年被一个专题束缚住了，就没有时间去学习其他知识。所以，他20岁来到德国，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个大学读一读，那个大学看一看，广采博收，学了好几种语言，到后来，“满脑子”里头都是知识，“满脑子”上面却是个“光脑壳”，素面朝天，一顶“帽子”也没有。众所周知的鲁迅先生，到日本留学了几年，勉勉强强弄了个专科本本，不愿意再“深造”了。还有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国外也是喝了好几年的洋墨水，但是，他没拿硬货回来。他说：“吾人到这里，是来学文化的，不是来拿文凭的。”

　　不是鄙人自我抬价，来与这些大师“攀比”，鄙人也曾经觉得自己的中专文凭太低，也曾好学不已，只是智短福薄，留学是个远如火星的幻梦。学校毕业，出来工作后，鄙人费尽气力参加了自学考试。说句不太客气的话，这番学习，浅浅的文化弄到了手，薄薄的文凭也弄到了手，真的是“双丰收”。但是，后来呢，方向完全变了，鄙人深深地感到，从小学文凭到初中文凭，从初中文凭到中专文凭，从中专文凭到大专文凭，怎么也赶不上“时代的发展要求”，所以鄙人就参加了一个“党校函授”。说来惭愧，鄙人拿到这个名头很大的本科文凭，两年半里，只是上了三节课，而且上的不是“中央党校”教授的课，是我们这个“市委党校”一些副教授以及讲师的课，拿到文凭那会儿，也是意气洋洋、颇为自得的。

　　鄙人可以来个“五十步笑百步”。鄙人拿的这个文凭，有10%-20℅的含金量，因为鄙人还上过课，作业是自己做的，考试是自己考的，鄙人所在这机关的一些首长们呢？十有八九都已经是“硕士研究生”，有几个还有博士头衔了。但是，他们一节课也没有上过，一次作业也没有做过，连毕业论文都是别人给做的，如此而已，文凭也硬是到手了。

　　与那些大师相比，我们也在学习，只是那些大师在国外留学，我们在国内上学，我们都是可以称之为“求学”的。但是，我们称得上求学么？真是玷污了“求学”二字。与过去那些大师比较，我们与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过去的大师求的是学问，不是学位；求的是文化，不是文凭；求的是本事，不是本子；求的是炼金，不是镀金。我们呢，恰恰相反，我们求的是学位，不是学问；求的是文凭，不是文化；求的是本子，不是本事；求的是镀金，不是炼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