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9月24日下午3时20分。身着一件黑色对襟中式服装的彭林教授走进清华大学第六教学楼的课堂。随着彭教授的一声“上课”，同学们全体起立，师生相互鞠躬，然后坐下，过程整齐而庄重。

　　这门课叫做“中国经典研读”，是清华大学人文科学实验班的一门必修课。由于研读的对象是《四书》，最近这件事在网上被炒得沸沸扬扬。作为主讲老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彭林身处舆论漩涡。面对诸多质疑，彭林一一予以回应。

　　彭林挑选的教材是朱熹注的《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也有汉代和清代的注书，但都繁琐晦涩。而朱熹注本“不繁琐，分量不大，深浅程度适合在一学期内讲完。”在讲课过程中，彭林是一字一句地精讲。他说：“读古书，就要逐字逐句的，讲究‘文字’、‘音韵’、‘训诂’。我还会让学生自己点标点，学会读古书的技能，因为点标点是最起码的基本功，能看出你是否看懂了。”

　　“清华的传统是‘爱国、报国’”，彭林说，“我希望上完课以后，这些同学能对母文化有一种温情和敬意。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能忘记自己的经典文化。希望同学们在自己读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对自身经典文化的一种理解与判断。”

　　首先我认为《四书》是值得认真学习的，能全文背诵更好，不光能了解传统思想、文化的精义，就是对学习古汉语、提高写作能力，也都有莫大的好处。

　　但对彭林教授的这种做法，我觉得只能视为教授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或任课老师个人的选择；不能刻板地理解为学习传统文化就是《四书》最好，或非《四书》不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中，既有教人伦常规矩的《四书》，也有反对封建专制的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两者都应该让学生读。后者是比《四书》更富有文明和理性精神、更有现代气息的著作，更应该读。所以我说，提倡读《四书》只能作为学习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性的方式，不能取代或限制其他典籍的阅读，更不能扩大为崇尚读经，变相排斥当代的、外国的优秀著作。

　　《四书》中有不适合当代生活的思想、内容，也有不适合背诵的章节。彭林教授的课只能视为学校或任课老师的自主选择。老师应该有选择教材的权力。就像我指导研究生学习唐宋诗，用的是一种使用较少的选本《瀛奎律髓》，我认为这个选本最适合我的教学方式，达到我的教学目的。如果要求别人也采用，甚至规定必用此书，那就很荒谬了。对于主管部门来说，只需检查教学效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