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解放那年，我爸爸陈子鹏才17岁。政府开办了许多免费学校让老百姓识字学文化，爸爸白天做工，晚上读书，达到高小毕业程度，后成为杭州中草药材加工厂工人。27岁时，爸爸和妈妈结婚。上世纪60年代，两个哥哥和我相继出生。

　　在那个年代，爸妈两个工人，要抚养三个孩子，生活极其艰辛。爸爸在工厂做炒药工，车间里充满了浓重的草药味和飞扬的药粉，爸爸头戴布罩，抡着大铲子在一口巨大的铁锅里炒中草药。全家五口的衣食住行以及我和哥哥们的学杂费用，主要就是靠爸爸用胳膊这样一下一下炒出来的！爸爸做夜班时，工厂会发一个肉馒头当点心，他从来都舍不得吃，早上带回家，一个肉馒头一分为二，给胃口较大的二哥和我吃。我们不懂事，半个包子三两口就吃进肚里，从来都没有想过爸爸辛苦了一通宵还什么都没吃过。家里穷买不起家具，爸爸买来便宜的木料，划线，锯木，凿榫头，熬骨胶，上清漆，用自己的双手打了一个五斗橱，一个写字台。正是这些土造家具让我们从小学用到上大学。上世纪80年代初，二哥和我在外地上大学，爸爸为了给我们寄足够的生活费，曾经在休息日上街摆摊修自行车，风吹日晒，五分、一角地攒，二十块、三十块地寄给我们。

　　爸爸是个一米五几的小个子，说话嗓门很大，好像唱绍兴大板，一点点小事都能让他乐得手舞足蹈，十足的性情中人。家里已经很穷了，他还常常接济别人。有一个冬天的傍晚，爸爸在回家路上看见一个小孩，在冷风中哆嗦着卖蒸笼，爸爸拿钱买下了那个孩子全部的蒸笼，让他早点回家，而我家根本不需要蒸笼。

　　学历不高的爸爸，对子女教育却非常严格，他要求我们做人要有孝道，做事要勤劳，生活要艰苦，学习要用功。吃饭时一粒饭都不能掉；家务大多由我们三兄妹分做。我们都是八岁起就开始劈柴生炉子做饭炒菜、搞卫生，再大一些，哥哥们要挑水，我要织毛衣。但干家务并不影响学习，我们兄妹几个的学习成绩都很好。1980年，二哥考上天津大学环境水处理专业；1982年，大哥在工余自学完所有高中课程考上全脱产的职工大学机电专业；同年，我以浙江省理工农医科前五十名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爸爸非常高兴，送我一件大礼：从旧货店买齐零件，亲手装了一辆自行车运到北京。我还记得我到北京丰台货车站把车子提出来，风尘仆仆地骑回学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二哥和我先后出国留学。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兄妹都已成家立业。我于25岁获清华大学硕士，后考托福获得美国新泽西理工大学全额奖学金，并于1997年获得该校博士学位，任职高级软件工程师。

　　儿女长大了，爸爸却老了、病了。今年五月，爸爸因肝病住进了医院，病情很快恶化。我听说后心急如焚，带上七岁的小儿乘第二天的飞机赶回国；一到杭州便直奔省人民医院重症病房。病床上爸爸令我大为震惊：面容枯槁，眼无光泽，手脚冰冷而浮肿，鼻子口腔手臂插满了管子，这哪里还是我那个大嗓门急性子表情丰富的爸爸？

　　从医院出来，我和妈妈一起去位于景芳的大哥家。一走进小区大门，恍恍惚惚地好像看见爸爸穿件白汗衫兴冲冲地走在前头指指点点，告诉我小区里哪些花和树是他几年前亲手种的。定定神，我才想起那是去年夏天我回杭州的事了，眼下哪里有爸爸的影子？顿时一股酸楚从我胸口直涌到鼻子。

　　回美国前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望爸爸，当医生来催说时间到了，我弯腰俯到爸爸耳边：“爸爸，感谢老天让我做了你的女儿，永生永世我都记得你的养育之恩。”小儿用生硬的中文说：“再见，外公，我还会再来看你。”我看着爸爸花白的头发露在病床上的蓝格子被子外面，慢慢地在我视线中消失。

　　六月九日傍晚，我回到了新泽西的第二天，杭州风雨大作，爸爸在省人民医院去世。

　　从小到大，爸爸的名字是我最熟悉的三个字，五岁时就会认了；上大学时，每个月收的汇款单，都是爸爸亲笔签名；我写平安家信，爸爸的名字是收信人；现在，这个名字却被写在了花圈的挽联上；大声说笑的爸爸已永远地被一张无声无息的黑白照片代替了……父母在孩子心中始终是座坚强的精神靠山，不管孩子长到多大。爸爸一走，大山轰然倒下。做儿女的，将永世铭记爸爸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爱，我们和爸爸在一起度过的每时每刻，都是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