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令华《梁漱溟二三事》(载今年4月15日“笔会”)述及漱老在桂林新婚续弦的一段逸闻趣事。这使我联想起与此相关的另一件逸事，当年(1942)在桂林，徐铸成与梁漱老的一番笔战，这还涉及秦牧与秦似两位杂文家。

　　梁先生是中国文化的精英,一生独立不群、铮铮傲骨，令人崇敬。而徐铸成同样是一代报人，操守清厉，坚持忠于事实对人既不溢美也不贬损的报人品德。两人之间也素无公怨与私仇。

　　这件旧事，铸成先生本不愿重提，因为深怕有损梁先生形象。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熟知往事的朋友和他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何况此事只反映个人的性格和个性，无损于大节。”铸成先生这才重提旧事。

　　1941年5月下旬，梁先生从重庆到香港，他身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的重要使命，到港创办民盟的机关报。同年9月18日《光明报》创刊。梁先生任社长。崭露头角的《光明报》正当蒸蒸日上时，同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发生，无奈报纸停刊。在危城中度过近月余，次年(1942)1月，报社同仁范长江、陈此生找到出走香港的工具与途径，乘直放澳门的舢板过海，经澳门再转道去桂林。用一条舢板漂大海，途中又有可能遇上海盗与日寇，当时除这条冒险之路也别无他法，梁先生选了此道。

　　果不出所料，途中出事了。舢板离香港时，恰逢日军追缉偷渡者，一时枪弹密集射击，子弹纷纷坠落船边，幸日军并未派船截劫，还是平安到达澳门。而同时离港的另一条舢板，中途被海盗掳去，梁先生原在此船，后调了船又逃了此难。最后终于辗转到了内地。1月21日晚，梁先生给国民参政会发了一份电报，告知已从香港脱险返回，“请代披露报端，告慰各方知好。”

　　梁先生脱难到桂林后，曾有公开信《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写给他儿子。他说自己“是不会死的”，他如果死了，“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所以他到任何地方都有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伸出救援之手，认为这是“天意”云云。转述此信内容的千家驹认为“未免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事隔不久，又有记者去采访他。他说得更详尽，当时同船的人惊慌失色，他泰然自若。他自信决不会就此牺牲。理由有二：一是“目前中国政治势力各走极端,能斟酌国情加以调处，使中国走上一条和平民主富强的道路，责在区区”。“除非天决心亡我中华，自信决不会死。”二是中国的文化，每个朝代都有代表人物，加以继续发扬。“目前这任务落在区区头上。除非天一定要毁灭中国文化，自信决不会死。”这番话一见报，外界舆论哗然，都认为梁先生太狂妄自傲。

　　这时徐铸成也在桂林，任《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他看到梁的表白，写了篇短文与之商榷，文中还讲到了另一件事，即梁先生续弦与陈树芬结婚时讲的一番话，徐铸成认为不近人情。

　　梁先生一生前后相隔约十年娶过两位夫人。元配黄靖贤是家庭妇女型，1921年结婚育两子,1935年因难产去世。两人因文化差异，难于沟通。黄逝世梁不仅不感悲伤，反认为对双方都是一种解脱。他写了一首悼亡诗，云：“我和她结婚十多年，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更多一些时间工作。”十年后因缘际会，他与小他六岁的陈树芬结婚。陈是广西人，北师大毕业，此前未婚。梁陈相爱并结婚，一时成为轰动广西的新闻。新婚夜闹洞房，有人戏问梁，你本说不再结婚何违前言？梁答：“我本是不设防的城市，被人攻进来了。”新娘大窘，忙辩曰：“是他攻我，我何曾攻他。”那天梁还特别高兴，当众纵情唱了一出京戏《落马湖》，博得众人捧腹大笑。

　　继徐铸成后，有两位杂文家也对梁提出尖锐批评。这是秦牧和秦似，两人所写杂文笔锋犀利，在大后方颇有读者群。梁先生不甘示弱，写了篇《答徐铸成、秦牧两位先生的公开信》予以回应、辩解。双方笔战在桂林达数月之久。

　　1980年徐铸成应邀到香港，适逢秦牧也带了一个文学代表团到港，两人不期而遇。宴会上，两人回首往事，秦牧说：“我们曾同榜遭到反击。”徐先生相顾大笑。

　　后来当事双方都感到不应扩大，一是“勿为仇者所快”，二是当前更神圣的任务是抗日大业，也就自动停息。此后双方均未介怀。当徐铸成夫人由沪到桂，布置新居时，墙上所挂三副对联，其中一副就是梁先生所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