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今年春节，我爸于一和暖之日背手在街上蹓跶，穿戴讲究。

　　蒙古人在城里遛跶，打老远一看就是蒙古人，虽然我爸进城六十年了。他们喜欢背手，眯眼，目接天际——这是在草原养成的习惯。

　　这时，他见街上躺一个老汉，身压自行车。我爸上前扶他，他不干，说：“我等那个人扶我。”

　　“哪个？”我爸问。

　　“撞我的人。”

　　我爸前后左右看半天，没人。说：“哪有人？起来吧。”

　　这老汉躺着问我爸：“你多大岁数？”

　　“八十。”

　　他“唰啦”爬起来，自己拍身上的土，“我才六十，哪能让你扶？”骑车走了。

　　我爸回家感叹：“现在的人，学雷锋还得报岁数。嗨！”

　　2.我爸赴台湾出席“原住民文学研讨会”。见排湾族作家孙大川，两人结为友好。一回，他拿出照片，“这是我和孙大川的合影”。

　　我们瞧，一人(孙大川)目光炯然，环抱一老头儿，老头儿只露后背。

　　“哈哈”，我媳妇大笑：“爸，这算什么合影，你在哪儿呢？”

　　“这儿。”我爸指照片人的后背。

　　“哈哈，爸，合影得露脸儿，光看后脑勺知道是谁？”我媳妇指“后背”说，“说他是谁都行。”

　　我爸拿照片端详半天，默然而退。过一会儿，他指“后背”问我们：“这是谁？”

　　“哈哈，你不说是你吗？”

　　我爸眨眼回想：“孙大川那天跟好多人合过影，怎么证明这是我呢？”

　　我妈以证据学角度判断出“后背”的衣服是我爸之“七匹狼”牌衬衫，并翻出这件衬衫佐证，不然我爸打算把照片扔了。

　　3.我爸说：“我现在有点儿自卑。”

　　我听了非常吃惊，他从来不自卑。特别是《蒙古写意》这本书把他的传记和嘎达梅林、民国初年在奉天开东蒙书局的克兴额这些人物写到一块儿后，他精神状态极好，比矍铄还多出一些昂扬。

　　“不会吧？”

　　我爸以手捋头发——他满头黑亮的浓发，无一根银丝——说：“老年人，特别做文化工作，头发还是白一点儿、掉一点儿受人尊敬。”

　　4.我爸担任主编的历代蒙古族文学丛书四套十二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发式，媒体前去报道。有位记者说了一句话，让我爸久久不能平静。

　　他是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说：“那老师，我们回去发消息，用四十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

　　我爸自京返家，重点向我妈报告这件事：“四十多种语言……”

　　当晚九点，国际电台即将开播消息。在阳台上，我爸仰望浩瀚的星空(之前他把此事通知了许多人)。他揣摩“四十多种”语言正同时发出不同的声音，说这套书把从成吉思汗时代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蒙古族文学作品首次译成汉文出版，多地域、多体裁、多年代，在中国少数民族当中属首例。消息在全世界传播，无以数计的人正侧耳倾听。虽然电波不为人眼所能捕捉，但确实在夜空中飞翔，让我爸久久仰望。

　　我爸被我妈叫回屋里之后，问我“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语言？”

　　我答：“几千种。”

　　“怎么会有这么多种语言？不会吧？”

　　“光非洲各部族就有上千种。”

　　我爸说：“嗨！四十种……我睡觉了。” 5.我爸对蒙古民歌的热爱无以复加。他盘腿坐床上自己小声唱、跟电视的蒙古语文艺节目一起唱。不过瘾，邀请别人唱。

　　一次，某女士到家拜访我。我爸从她相貌猜是蒙古人，用蒙古语问：“会唱蒙古歌吗？”

　　该女士本来羞涩，更羞涩了，小声答：“会。”

　　“一块儿唱吧。”我爸兴高采烈，像打扑克找到了搭档。

　　女士大衣裹身，手套还没摘，站着开始唱。我爸坐床上唱，上身微晃，音色因支气管粘连而略带嘶哑。他和她合唱，虽然不知来客何人。

　　他们唱完《达古拉》，唱《诺恩吉亚》、《达那巴拉》、《金珠尔玛》、唱《万丽花》和《隋玲》，多了。一曲唱完，我爸马上接另一曲，唱了一个小时。

　　一般人没有进别人家就唱歌的，但蒙古人不能拂逆长辈意愿，她只好唱。渐渐地，她的拘谨羞涩唱没了，面上红润沁汗，眼神明亮。我爸唱够了，说：“你们说话吧。”

　　女士说：“我回去了，单位要开会。”

　　6.我爸说自己的家乡好，脸上无限向往，说家乡胡四台村的白云呀、野鸭呀、湖水等等。他总回去，此说是劝我们一起去。

　　我们和他到了胡四台，满眼白花花的沙漠，哪有湖泊、野鸭和野鸭蛋？白云当然有很多。

　　我爸说，原来有的。

　　他说，尽管现在没了，家乡还是很美。他常用“没比的、太美了、唉呀呀”这三个词形容家乡。

　　我们没发现美并追问美在哪里，使他恼怒，骂我们是“无情无义的王八羔子”。

　　7.我爸名讳“那顺德力格尔”，直译为“岁月(如鲜花一般)盛开”，即“长岁”或“寿兴”。别人称他“那顺，那老师”。

　　那老师从建国前之“三整三查”始，自文革终，无时不处于政治的危悬之中，文革曾被吊打十五天十五夜。岁月虽比不上花朵，但终究“盛开”到今日，殊不易。

　　一天，他自语“问题出在名字上，那顺？哪里顺过？以后我改名，叫‘那不顺’。”

　　8.我们小时候，我爸去天津治肺病。治完病回赤峰，他自火车站乘一辆俄式马车回家。四匹健壮的三河马拉着绿棚高轮的马车“嘚嘚”穿过我们住的盟公署家属院，孩子们追着马车跑。我爸穿白府绸短袖褂子，戴巴拿马遮阳帽高坐后厢，左瞻右顾。车停家门口，他双手拎花花绿绿的点心匣子下车。木头栅栏外围满观看的邻居，我妈因此扭捏。

　　我觉得对我爸来说，上天津只算微渺的铺垫，而在家属院的巡礼才是高潮。

　　9.我爸当兵参加过辽沈战役，受一次枪伤。一颗国民党子弹贴着他脚底板穿过，感觉像被火钩子烫了一下。当时他在战马上，子弹轨迹与他抬脚的角度刚刚好。“多偶然。”他说。

　　10.我爸的文化是在部队熏陶出来的。战争中，每到一个村子，别人喂马、做饭，指导员让我爸到老百姓家刮锅底灰，在山墙刷出黑地儿，写粉笔的标语——“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等。有时，刚写两个字，战斗又打响，剩下的字等以后再说。如果时间宽裕，我爸就在黑板上写满字，很抒情。不会写的字请教指导员。指导员是东北军大派来的干部，文化高，名叫巴雅尔。我爸当时十七岁，是四野骑兵二师的士兵兼文化教员。

　　11.我爸自小在胡四台村已成达人，大眼睛滴溜溜转，偷瓜，七岁开始抽烟，站在墙上与人滔滔不绝对骂。他降生母殁，父亲彭申苏瓦从军在外，由祖母努恩吉雅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