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身心俱疲，夜深多梦，所在的小城，亦是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友人下午告我：王元化先生2008年5月9日离开我们，终年八十八岁。

　　孤绝的第四代学人

　　听到不幸的消息，汹涌澎湃的激流裹挟着我。2002年，笔者在智效民先生家的客厅中，提出学术地图的概念不久，开始体会王元化先生的心路历程。当年夏天完成《王元化：有学问的思想家》，辗转寄给先生，弟子朗读完毕，病中的先生轻言细语：有些地方，还是说到了点子上。陆晓光博士转达先生的问候，蜗居北方小城摸索十年的我，感慨不已。

　　多年流行的扭曲的意图伦理，使得我们在梳理先贤的学术脉络时，很少具有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像顾准、王元化这样孤往卓绝的第四代学人，所得到的理解和温情，未免姗姗来迟。残酷的斗争哲学和扭曲的意识形态，彻底摒弃了宽容和多元的理念，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必须根植在适宜的土地和空气中。上海文委时期的老战友，成为百年中国思想史的薪火相传者，岂偶然哉。

　　学术界多片面认可王元化先生的学术成就，比如《文心雕龙》、《莎士比亚》和黑格尔研究，先生并不是这些学术领域的专家，为什么先生偶有所涉，必别开生面？这是先生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理性的清明所致。

　　为什么王元化能够具有理性的清明？

　　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智慧是痛苦的，磨难促发思考。

　　无疑，早岁开明宽厚的上海文委，给了他丰富的营养。同时，作为理想主义者，共和国成立不久，就被时代列车所抛弃。顾准是三反时落难的，王元化属于胡风分子。思想者是怎样炼成的？顾准两次成为“右派”，现在看来也是匪夷所思。王元化属于硬骨头，他执著地吸取异质思想资源，由理想主义开始向经验主义转化，也就是说，他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学术界有一种“两头真”的说法，特指一些文化老人，早年真诚参加主产主义运动，晚年开始对真理的思考。如果套用这种说法，那么，王元化，就是“两头真”的先行者。当多少人的脑袋还长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思考。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有不少学人沉浸在意识形态的迷雾之中，那时候，王元化就已经摆脱了依傍，并且摒弃了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到了九十年代，我才摆脱了依傍，抛弃了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用自己的头脑去认识世界，考虑问题。”(《九十年代日记》后记)

　　学问家与思想家

　　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想史，我们看到一个酣畅淋漓、大气磅礴的王元化。摆脱依傍的王元化在思想上“英锐而激烈”、在学问上“沉潜和雍容”。学界多以为王元化有两个，《新启蒙》表现的是“英锐而激烈”的王元化，《学术集林》表明王元化走向“沉潜和雍容”。在我看来，王元化正是两种面相的有机统一。

　　所以，出现一种有趣的学术图景。作为学术权威，王元化可以与季羡林、饶宗颐这些学术大家友善；同时，与那些两头真的老干部往来切磋。与季羡林、饶宗颐比，王元化具有深刻的思想；与“两头真”的老人比较，王元化具有深厚的学养。这时候，王元化已经打通学问与思想，印证生命与信仰。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有几位文化老人，张岱年、张中行、费孝通、季羡林，非常活跃，姑且叫做“燕园四老”。他们同时思考地球村时代中国文化的出路。比起“燕园四老”，李慎之和王元化，更加令人神往。理性的清明和人文关怀，使得“南王北李”成为中国学术地图中，具有光芒的思想者。

　　改写上海学术地图

　　上海在百年学术地图中，具有思想光芒的人物，除了陈独秀创刊《新青年》之外，似乎很少产生特立独行的思想家，这真是有趣的事情。王元化的出现，改写了当代上海的思想地图。毋庸置疑，王元化成为三十年来上海学术地图的原典人物，朱学勤、胡晓明、张汝伦、钱文忠，这些学术、思想的小友，所受思想辐射之深，所得人文关怀之多，自不待言。失去原典人物王元化，上海学术地图，将会呈现何等面目？

　　王元化先生离休之后，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指导博士生，这样，与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三位先生过从更密，四位文化老人，在上海学术地图中，具有相当大的能量。现在先生已经前往天堂，与孙冶方、顾准这些师友议论风生，与早些日子报道的贾植芳，一起问候胡风先生吧，与夫人张可，共同研读莎士比亚。先生给晚辈的只是一个冰冷的背影，亚细亚的孤儿，怎不倍感神伤？

　　王元化先生，霎时成为思想的背影。作为肉身的王元化先生尽管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中罕见的思想家，必将投射、照耀在未来中国三十年学术地图中，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填补由于先生的离世而造成的巨大的思想空缺和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