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不公平合约”问题，香港艺人梁洛施与东家英皇公司对簿公堂。一个说对方趁人之危，大肆剥削，一个说对方不知感恩，做白眼狼状。一来二去，就闹成了娱乐头条，引来了不少看热闹的路人。

　　为了证明自己申诉的合理性，梁洛施罄南山竹，把“不平等条款”一一开列：公司的权利刀刀见血，艺人的利益层层剥除。把旁人看得是心惊肉跳，慢慢就骂出了“包身工”、“娱乐黑奴”这样的字眼。难道娱乐业的资本大鳄们真的就是文化界的“黑心窑主”吗？这恐怕还需要从长计议一番。

　　娱乐业是一个形态特殊的产业。它在生产流程、目标管理、品牌推广等方面与其他工业生产领域几乎没有差别———惟一的不同是产品。现代娱乐业以“明星制”为基础，虽然娱乐公司会制造出电影、唱片、纸质出版物等物质产品，但它们的目标消费群体是粉丝大众，后者通常以明星，或曰“偶像”的号召力作为娱乐消费活动的依据。因此娱乐业的最终产品是“人”，而不是一般物质商品。娱乐公司按照市场的需求，为这些作为产品的艺人制作了种种规格参数：外貌、形象、身份……并借助资本之势进行产品推广。

　　艺人产品的生产成本因此被逐渐抬升了起来，但和一般物质产品不同，娱乐产业的这些产品个个都有一张嘴两条腿，会胡乱说话，随意行事，会破坏生产者多年苦心经营的艺人形象。所以，为了维护生产者的利益，保持艺人产品质量的一贯性，娱乐公司必须将管理条款写进合约，对艺人进行有约束力的控制。

　　不可否认的是，在梁洛施出示的合约条款中，确实存在许多在旁人看来“不平等”的内容。但参照合约的签署过程，以及娱乐业本身的特殊属性，再来看这些条款，情况或许就会有所变化。无论是苛刻的利益分配方式，还是过分严格的艺人行为管理，都成了艺人合约中扎眼的部分。不过，这样的条款多半集中出现在新人的合约中。原因非常简单，大街上放眼望去，黑压压到处都是希望一头撞进娱乐圈，摇身一变成为天王天后的俊男美女。为了成就自己“伟大的演艺事业”，为了在那张“卖身契约”上成功地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无不愿意削价竞销，这样一来，新人们组成了一个“买方市场”，娱乐公司有了从容挑选的余地。同时，由于娱乐业的竞争充满偶然因素，生产者很难完全把握艺人产品的市场前景———既有暴涨的希望，又有跌停的可能。所以，这个“买方市场”还同时是一个“期货市场”。这种供大于求，风险难测的市场状态，决定了公司必然会设法签订一份尽可能对自己有利的合约。换言之，这许多不平等内容事实上是由娱乐市场———更确切地说，是众多希望进入娱乐圈的人，以及更多的粉丝们决定的。

　　从这个角度似乎就能理解，为什么当年“超级女声”进入决赛阶段以后，天娱公司会以“合约”为前提筛选选手了。原因实在太简单：如果你不愿意让自己成为一件任人摆布的娱乐产品，那么经纪公司自然也没有义务花大把钞票，出各种主意把你包装成明星。反过来，无论你是多大的“超级明星”，归里包堆不过是娱乐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件产品而已。入行之初没做好这个准备，结果只能是撞死在娱乐圈的圈栏上。入行以后羽翼日丰想要赎身，自然也只有“苦情戏”可以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