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尴尬，我见识过多次，其中有两桩公案是可以放到一起来说的。

　　一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王晓鹰导演《雷雨》，把鲁大海剔除在外，招来一些剧坛大佬劈头盖脸的批评。王导演年纪轻轻，居然敢把剧里的工人阶级弃置剧外，“是可忍孰不可忍！”但《雷雨》作者曹禺先生却对王晓鹰说：“谢谢你让我一个很旧很旧的剧获得了新的生命。”因为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于《雷雨》的曲解已经把《雷雨》折磨得很苦很旧了。年轻的王晓鹰下一贴“斧底抽薪”的猛药，匡正积弊，把《雷雨》拉回到人学的轨道，当然可喜可贺。事实也正是这样，对曹禺剧作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重读，就是从王晓鹰的《雷雨》开始的。

　　另一次就是眼下对于《天朝1900》(以下简称《天》)的批评。《天》剧4月15日首演，17日召开研讨会，在会上我听到了几位评论家朋友集束炸弹式的批评。批评的要点有二：一是导演尹力没有忠实于李龙云的原作，二是整个戏缺乏正面的力量。坐在我旁边的李龙云先生听不下去了，侧过身来对我作耳语：“这样的批评无论是对于我，还是对于尹力都是不公正的，他们完全看不见尹力所下的工夫。”研讨会结束，李龙云又站起身来慷慨激昂地为尹力导演作了辩护。

　　有了这次研讨会的经历，再读过肖复兴先生的《谁把〈天朝1900〉糟蹋了》(见本报4月29日)，就可以给戏剧评论中的“批评的尴尬”现象作一番形态的描述与分析了。

　　所谓“批评的尴尬”就是批评家一厢情愿地对剧作家与导演作出切割，肯定剧作家的本子是好的，只是生生地被导演“糟蹋了”，但被表扬的剧作家偏偏不领情，他要和被批评的导演站在一起，对批评家说：你批评无论是对我剧作家还是对导演都是不公正的。“批评的尴尬”来源于批评家的过于自信，肖先生过于自信地把《天》解读为一曲“但看国破家亡后，毕竟书生是丈夫”的“正气歌”。而这种“英雄主义”的解读与剧作家的构思是南其辕北其辙的。

　　李龙云在《天》公演之际谈到了他写作此剧的原始推动力和痛苦心情：“庚子之变中，联军是从京师东南破城的，城刚破，城西阜成门、西直门一带马上发生了大面积抢劫，而所有实施抢劫者都是中国人……”

　　《天》是个很难排的戏，全剧散点辐射，剪影频陈，颇难集中，尹力导演把刺杀德国公使作为一条线索扭结全剧，也正是李龙云很为欣赏的“尹力所下的工夫”。全剧以并非英雄的恩海、芹圃争当刺杀德国公使的“英雄”开头，而看完全剧发现舞台上没有一个人物与“英雄”沾边。我走出剧场时想到了布莱希特《迦里略传》中的一句著名台词：“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天》的触动人心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悲剧性的底蕴上，而这难道不是“正义的力量”？尹力的导演处理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但从总体上说，尹力没有削弱《天》的思想和艺术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李龙云要力挺尹力导演，而使批评家陷于“批评的尴尬”处境的原因。

　　□童道明(北京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