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战乱保存下来先父的遗物中，有一副1927年梁漱溟先生书写的对联，上联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下联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上下款分别是：“子馨学兄属”，“丁卯漱冥”(见右图)。父亲在卷轴的标签上工整地写下“漱冥师行书袌香廔(父亲斋名)藏”的字样。下联含意明确，不存歧义，而上联乍一看，颇类“不流芳百世，便遗臭万年”的曹操哲学，令人骇然。旋又想，梁漱老与先父都服膺儒学，这样解释符合他们的思想吗？不然，又当如何理解？

　　依我浅见，其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对两个“为”字的释义，二是对“禽兽”一词的理解。

　　我以为，两个“为”字，意义不同。第一个“为”，指学习、研究。如《论语·述而》：“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六朝梁儒皇侃《论语义疏》就疏作：“为，犹学也。”又《阳货篇》：“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杨伯峻的译文也是：“你研究过《周南》和《召南》了吗？”连孔子都自陈不敢当圣与仁，尚要学习不厌。故我以为此上“为”字只能解为学习研究。下“为”字则宜作“犹如”“如同”解。此类例子较多，如杜诗：“昔如水上鸥，今为罝中兔”，不赘举。

　　其次，此处“禽兽”不是世俗的骂人语，而是泛指“动物界”。当年，漱老正集中精力研究《人心与人生》问题。余生也晚，无缘亲聆或拜读漱老当年的讲义，但从他晚年重新整理的《人心与人生》看，仍可见到书中多处强调人与动物之区别，在于“人心”，在于人的“主动性”或“自觉能动性”。他认为人的本能“必当从属于理性而涵于理性之中。本能突出而理性若失者，则近于禽兽矣”。

　　结合漱老当时正在专心研究《人心与人生》，我以为上联的主要含义是：若不学习研究圣贤，便无别于动物界矣。请教高明，以为然否？

　　梁漱溟先生曾否在清华研究院任教？过去我从未怀疑过。因为在先父吴其昌主编的研究院同学录里，“师长”一栏中，有所记载。当年编辑这本同学录时，恰值王国维先生自沉，故特将王先生遗像放在最前面，并刊登殉难处照片及两幅遗墨，后面依次是校长、教务长以及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诸导师的照片，紧接赵元任的一页就是“讲师梁漱冥先生漱冥”的照片，其后还有“讲师李济之先生济”及助教与职员的照片。当年他为我父书联，我父在联签上也明确写着“漱冥师行书”。另外，廿多年后，父亲作纪念王静安先生的讲演，回忆清华园盛况时，仍说：“除了先生和梁先生外，同任导师及讲师的有陈寅恪先生和赵元任先生及李济、马衡、梁漱溟、林宰平四先生。”所以，我一直认为梁漱老曾任研究院讲师。前些日子，为对联事，与漱老之子培宽先生联系，培宽先生肯定地对我说：“梁漱溟没有在清华任过职，他当时因梁启超借住在清华园，整理祖父巨川公的文集，只在清华做过几次讲演”,这令我大吃一惊。回忆所看到关于梁老的资料，确实未见提到他在清华任教的文字(除了我父亲的)，那么先父当年将他编入研究院同学录师长栏的根据又是什么？

　　漱老原在北大任教，是蔡元培先生见其《究元决疑论》，慧眼识才，将他聘任北大教席，讲“印度哲学”(后又讲“儒家哲学”)，年方廿四，一般人看来可谓少年得志。但漱老感于大学只能传授知识，不能解决社会弊病，七年后(1924)主动辞职。先在山东一中学教书，随即回到北京。1925年春借住清华园，整理其父文集。秋，清华研究院开学，任公是主导。任公对青年梁漱溟特别青睐，首先是对其学养的嘉许，同时也缘于对梁父巨川公的愧疚之心。巨川公素敬仰任公，屡次投书未得一见，不免有所抱怨批评，曾记入《伏卵录》。1918年巨川公痛感社会黑暗、世风污浊，绝望而投水自尽。此事对梁漱溟震动极大，决心以救世为己任。后来任公见到《伏卵录》，对巨川公十分敬佩又深深自责，自然对梁漱溟更关照有加。因任公的关系，梁漱溟与研究院师生也有较多来往。其间，他也曾在清华做过若干次讲演，例如：1926年3月为清华教育学社讲演，痛批时下知识阶级品修之弊病。其中部分以“吾侪当何为”为题登在《清华周刊》上，我父时在学生会负责编周刊的“特载”栏，十分钦佩，特加按语称：“梁先生此文，真今日瞑眩之药，其言之深刻痛切，不期令人憬然汗下，深愿读者三覆环诵，不徒作寻常之文字睹也。”后来梁还曾做过“山西之村政”“我与文学无缘”等讲演。梁漱溟当时已颇有名气，既与清华有缘，研究院、任公都可能曾请他任教，但他自从北大辞职，决心投身社会实践，研究著述，坚辞不就，也属情理之中。后来，似乎情况有了些变化。我从《清华周刊》408期(1927年4月29日)介绍研究院现状一文中发现这样的信息：“本年度，则有梁漱溟先生之长期演讲‘人心与人生’……”。按研究院的课程有两种，即“专题研究”与“普通演讲”。同时研究院章程中关于“教授及讲师”一条则规定：“对于某种学科素有研究之学者，得由本院随时聘为特别讲师”。因此，梁漱溟既承诺作长期演讲，便列入研究院的一门正式课程，被聘为讲师也是顺理成章。所以1927初夏我父亲主持编辑研究院同学录时将梁漱溟列为讲师，实属事出有因。至于下半年梁任公养疴津门，我父追随，梁漱溟又去了广州，“人心与人生”的专题讲演最终是否在清华如期举行就不得而知了。(据上世纪七十年代梁漱老在《人心与人生》的《书成自记》中提到：“据计算我以此题所作讲演约有过三次。一次在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次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次在一九三四年或其前后。”前两次似是学友间试讲，第二次是由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会联合举办的，乃国内首行的收费讲演，地点在当时北京大学二院大讲堂。没有提到为清华的讲演。)看来，这个谜还有待更多的资料来破解。

　　这里，顺便记录一则有关梁漱老的逸闻趣事，闻之于吴世昌叔叔。漱老原配病故后，中馈乏人，自己忙于乡村建设、抗战民主事业，两个儿子寄养在亲戚家。1944年，我叔叔在桂林师院任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每周有一天上下午各两节课，故在学校午餐。漱老时也在桂林师院，吃住都在校，因此他俩每周有一次“共进午餐”。后来漱老续弦，婚礼在乐群社，不发请柬，只登了个启事，贺喜者备礼金一元。有好几百人参加，非常热闹。闹房时有人问他，本说不再结婚的，为何变了？梁答：“我是个不设防的城市，被人攻进来了。”新娘大窘，辩称：“是他攻我，我如何攻他？”于是他们到底是谁攻谁，一时传为笑谈。还有人起哄要梁唱戏，他唱了一出《盗御马》，还撇着戏腔说：“你看我老也不老？”由此可见漱老的风趣坦诚，十分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