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晚,我从网上看到我青年时的朋友浩然走了。我去年刚写了怀念绍棠的文章,纪念他走了十周年,现在要写送别浩然的文字了。一个个年轻时的朋友走了,难道说,该我们这一代凋零了吗?
我刚刚写完一部自传体长篇,记录我从1957年到1978年这一段的心灵历程的《我的灵魂交代》,这是为纪念中国历史转折,也是我人生转折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而整理的,收集我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三中会会后,我得到彻底平反,退还了我在受审查五年多的交代文字,竟有六十万字。根据这些交代,我按着灵魂变化轨迹整理出来,这使我回到了青年时代。这部书里有我和浩然的记录。书出版后,我无法再送给我的这位青年时的朋友了,就让我抄录一段。浩然,你还记得这些话吧?
1961年的中秋节,我和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北大同学诗人沈仁康,与作家浩然聚在一起,身上很冷,心里很热。这叫“神仙会”,都袒露胸怀交心。我和浩然,是50年代初期一同写作投稿的文友,我写诗,他也写过诗,后来转成写小说,成绩越来越大了,他却很羡慕我们是从北大出来的。我听浩然谈,收获很大,就在日记里记录下来。
浩然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去计较任何东西,只要埋头苦干写作,把我们的理想寄托在作品中。我在农村见到的问题多了,有的干部就是地痞,欺压百姓,你照实写,谁给你发表?我呢写自己心中理想的干部形象,正面歌颂,这叫树红旗的写作方法。这就解决了既写了现实,又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这是最大的幸福。不必管谁重视不重视,名不名的,都不要管它。我从1956年起,一天都不断地写,废品也不少,可那些情结到后来也会化成新的作品。
浩然说到政治上的成熟———世故,劝我不要太天真,把问题看得简单。说到让历史去证明你,就晚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树大会招风,也只有树大了,风才拔不动你!
浩然的“树红旗”写作法,解决了我的苦闷。你如真如实写现实生活,在中国文坛很难找到报刊发表。从1957年,不,更早一点说,从批了胡风之后,就很难见到揭露性的作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本报内部消息》不都批个一塌糊涂?浩然之法是具有农民的机智聪明。因得“树红旗”写作真经,我的诗发表得越来越多。
1961年11月,我要求奔农村,回故土,去兰考,全没批准,却同意我去了寒风凛冽的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
日记载:这一天是在北京长安街的鸿宾楼,由浩然做东请我和沈仁康,因为仁康要离开《中国青年报》去广东,我离开中国文联要去东北,这算是为我们送行。
1963年2月,我同南吕到河北省组稿,我们到北京第一个要见的就是浩然。之后,我们到了河北著名的饶阳五公耿长锁公社,王国藩的穷棒子社生活。经历了河北大洪水之后,我们来到北京,问他的长篇可完成,他告诉我们,书稿早交给作家出版社了,还不知道能不能出哩。我说,我们可以先看看吗?他说,那得到出版社去拿。10月16日,我们去作家出版社,问浩然的长篇的意见,编辑说:我们还没有看哩。你们要看就先拿去吧。在一个大柜子的下面,许多书稿压着的一部书稿被搬出来了。这是浩然的长篇《云火录》。
我们抱回到东西旅馆,立即看稿。我们被这部书稿深深吸引,我读着,竟不由得流下了泪水。我很少读到这么感人的作品了。我和南吕都很激动,说我们这次组稿成功,浩然这部作品可以为我厂改编成电影了。我们兴奋地把书稿抱回出版社。编辑问:你们这么快就看完了?怎么样啊?我因太激动,不能正面回答。我说,你看如何比吧?编辑问:比我们出版的《汾水长流》如何?我说,没法比。编辑误解了我的意思,说:“不如《汾水长流》啊!”我为他们没有重视这部作品而激动,便大加评说起来:没法比,浩然的这部长篇不知比那部书好多少!这是让人感动得流泪的书,你们应该早早出版才是啊。
我们的激动,感动了编辑,他说不要放回原处了,我们立即看;原来我们以为浩然的长篇不会多好的,所以没有重视。谢谢你们哪。
回来我们把情况说给了浩然,他也感激我们,说:这部作品就给长影了!哪个厂也要不去了。
这部《云火录》,就是后来出版并被长影改编成电影的《艳阳天》。
对于浩然,对于那个年代,我想说的是要了解,更要理解;我们要反思浩然现象说明了什么?我常常想,多么有才华的浩然啊,为什么没有写出今天看来真实反映当时现实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价值是什么呢?“文革”中,浩然的作品成了唯一可看的书,“全国无文联,作家一浩然”,这是我的朋友的错吗?我说,这是我们一代作家的悲剧,不是个人的原因。让我们回到历史中去反思吧。我相信,历史对浩然这一代作家的“树红旗写作”,会给一个历史的评价。无论如何,像老农民一样的浩然辛勤耕耘一生的七十部作品,是有价值的,最低可以说,可以从这些作品中认识我们曾经历过怎样的历史!
我们经历了一个思想解放、经济发展的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一个没有个人创作自由的年代最终结束了。浩然如果不走,可以写更多的真实的《苍生》的命运吧。
2008年2月21日凌晨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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