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双鸭山2月22日电   20日两点，著名作家浩然因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在北京东方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6岁。据了解，浩然遗体告别式定于本月2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举行，其骨灰将与两年前去世的老伴一同安葬在河北三河市灵泉灵塔公墓。

　　昨天上午10点半，记者赶往东方医院重症监护室（ICU）时，浩然的遗体已被转移到医院太平间。据东方医院ICU病房一名工作人员透露，浩然因多脏器功能衰竭于昨天两点去世。此前，他已在ICU病房住了半年左右。家属已经离开医院处理善后事宜。据知情人透露，浩然住院期间，曾有多名好友前来探视，其中包括著名演员李雪健等。

　　在北京市文联宿舍楼浩然的家里，子女们为父亲搭建了简易的灵堂。厅堂中央的桌子上摆放着浩然的遗像，遗像上的浩然精神焕发，目光炯炯有神。家属介绍说，遗像照片是浩然五十大寿时拍摄的。据浩然长子梁红野介绍，早在2002年年初，浩然因病入住北京同仁医院，同年6月病情好转出院回家休养，不料11月病情复发再次入住同仁医院，直到2004年6月转院到东方医院至今。“父亲住院期间，我们兄妹四人轮流到医院照顾他，六年间，病情反反复复，时好时坏，好几次报病危。尽管如此，父亲还是与病魔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浩然女儿梁春水说：“父亲走时我们都陪伴在他左右，他走得很平静，看不出他有任何痛苦。”据梁春水透露，浩然的最大遗憾是没有将“文革”期间的生活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来。“父亲一生写了许多文章，包括自传多部，但等到晚年想写‘文革’期间的回忆录时，却因病以及其他原因给耽误了。”梁春水说。

　　北京作协驻会副主席李青介绍说，浩然于去年10月后病情加重，住进ICU，“春节前，我代表北京作协去医院看过浩然主席，当时他在病房接受透析治疗，我只能隔着玻璃墙默默地看着他。那时医生说他能坚持过完春节，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现在浩然主席去了，没想到那次见面成为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李青说，浩然住院期间，市文联、市作协领导曾多次去看望他。当天，得知浩然去世的消息后，许多亲友给梁家打来电话问候。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北京作协驻会副主席李青等人到家中慰问家属并送去花篮，北京作协主席刘恒离京在外地采访，他托人送上了花篮、挽联表示哀悼。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等前往浩然家中吊唁。（记者卜昌伟 周宇）

　　■浩然简介

　　中国作协名誉委员、北京市作协名誉主席、著名作家。原名梁金广，祖籍河北省宝坻县单家庄（现属天津市），1932年3月出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他自幼立志于文学创作，1949年开始写作，走自学成才的道路。“写农民，给农民写”“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踏实代言人。”是他一生的誓言和奋斗目标。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艳阳天》《苍生》《乐土》《活泉》《圆梦》等。他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为发现、扶植、培养文学人才作出了努力。1964年调入北京市作协从事专业创作，1997年5月当选为北京市作协主席，2003年9月后任北京市作协名誉主席。据新华社电

　　■各方反应

　　梁红野：父亲教会我做人

　　由于多年抱病在床，梁家子女对父亲的离去早已有了心理准备。“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但是没有想到说来就来，一想到这一别从此就是永远，我的心就痛。”浩然女儿梁春水伤心地说。

　　在外人眼里，作为著名作家的儿子，是多么风光的事。浩然长子梁红野却不这么认为：“在我眼里他永远是父亲，而不是什么戴着光环的作家。”梁红野说，他从小就看父亲的作品，尤其喜欢《艳阳天》，少年时代曾经反复看，“越看越有味道，它让我从中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身为作家，浩然并没有要求子女将来和他一样从事创作，“父亲很开明，尊重我们的选择。他常对我们说，不要老想着要大福大贵，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健健康康就是他对子女最大的期望。”

　　梁红野说，父亲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教会他当好长子，“小时候我很凶，总是和弟弟妹妹们闹别扭。有一天，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作为大哥，你有责任和爱心照顾好你的弟弟妹妹，他们是你的亲人。当时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后来的某一天，我突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们兄妹至今都相处得很和睦。”

　　梁晓声：他葆有作家的良知

　　梁晓声与浩然没有什么交情，“我们也仅仅见过两面”，不过浩然的作品早为梁晓声所熟悉。“早些年，作为知青我还在北大荒插队时，就读过浩然的不少作品。最为熟悉的就是他的《喜鹊登枝》。那时，为了掌握写作技巧，我们一帮文学青年，还曾就浩然的一部儿童小说进行过研讨，结果获益颇丰。”梁晓声说。

　　据梁晓声介绍，他与浩然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次饭局上见过一面，“当时我和他挨着坐，只在吃饭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但透过话语，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厚道的人，朴实而诚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梁晓声看来，浩然在“文革”期间创作的包括《西沙儿女》在内的作品，的确与政治靠得很近，“但在那个时期，完全由不得他，他也是被时代所裹挟，这一点我能理解他。”梁晓声认为，当年被时代高高抛起的浩然，仍然保持着作为作家的良知，他并没有像有些得势人那样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来，这是难能可贵的。

　　肖复兴：错误或贡献是农民式的

　　肖复兴第一次与浩然见面是20年前的事。“当时我和他应邀到天津给青年作家改稿，我们住在天津第一招待所的同一层楼上，晚上没有事我们就一块聊天，那段时间我们过得很开心。”肖复兴说，当年听浩然的名字如雷贯耳，没想他如此谦和、平易近人。

　　肖复兴和浩然相处最大的感受是，他非常坦诚，“我们在聊天时不自觉地就聊到他在‘文革’期间发生的那些事。关于创作，关于自己对时事的想法，我能感觉到他当时的内心是矛盾的、彷徨的、挣扎的。一方面他在对过去所做的事进行反思，一方面他要面对未来，如何振作起来东山再起，介入新时期的文学事业。”肖复兴说。

　　肖复兴还说：“他是个农民，他的一切错误或贡献都是农民式的。”肖复兴认为，尽管浩然的创作受当时政治观念很大的影响，但他的创作始终心怀农民，关心民生疾苦。

　　雷达：“十七年文学”最后一个歌手

　　雷达得知浩然去世后颇为感慨。“他也是我关注已久的作家，早年我曾对他的创作写过专门的论文。”在雷达看来，浩然是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艳阳天》文本具有很大文学史研究价值和认识价值，“虽然带有为当时政治服务和阶级斗争色彩，有扭曲生活的成分，但由于作者对中国农民的熟悉、人民意识，其中塑造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还是有血肉的，颇为人称道。纵观他的创作，可见他是个有良知、有人民意识的作家。”雷达说。

　　与此同时，鉴于浩然作品带有的为当时政治服务倾向，雷达认为浩然是“十七年文学”最后一个歌手，“包括《金光大道》在内的所有作品，给浩然的创作贴上了鲜明的标签，与当时的政治意识靠得太近，这对于一个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但浩然似乎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他是真诚的，也是不无固执的。”雷达说，“文革”后浩然也做了很大努力，创作了像《苍生》等在内的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