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在依法受理了这起离奇的民事案件后，主审法官经过多次调查取证，最终于2007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由于庭审中原告坚持说争议的标的物“督天宫”是个人财产，而被告则称争议的标的物是文物，所以双方均不愿意调解，主审法官只好宣布待合议庭合议后择日宣判。

　　为了使母子争庙案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处理结果，主审法官特意登上中灵山，实地进行了调查。结果得知，中灵山虽然并不大，可当地农民这几年在山上建起的庙宇，颇具规模的已有12座之多。已经建成的庙宇，正在想办法扩大建筑面积，还有一些庙宇正在筹建之中。可以这样说，凡是能建筑的地方都已建起了庙宇，即使在很难建庙的地方，人们也都想办法建成庙宇。据这些庙主们讲，有些人为建庙，付出了几十年的心血，把建庙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有些人为建庙，携带上自己的妻儿老小，把庙宇当成了自己的家。如果中灵山开庙会，山脚下的车辆将会排成长龙，到山上赶庙会的游客、香客，则是比肩接踵。而每到此时，也是庙主们最忙、收获最丰盛的时候。庙主们说，为了迎接庙会，他们都会早早地就备好物品，粮油、蔬菜整车往山上送。每逢庙会时，庙主的亲戚朋友都要上山为庙主们帮忙。同时，庙主们还要聘请厨师为香客们做饭。由于香客们太多，用的饭锅是一次能盛10担水的大锅。饭是从早上8点钟开始开饭，30分钟一锅，到下午5时，每个大庙宇都会做一二十大锅的菜。即便这样，吃饭的香客还是排着队等待。此外，有人专门烧火，有人专门切菜，有人专门洗碗。香客们或坐或站，在那里吃得津津有味。每座庙宇院子的正中央，都立有几个大石碑，上面记录着为当时建庙院而捐款者的名字。

　　面对此情此景，主审法官深深感到了本案的处理难度。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小型庙宇应当归谁所有作出过明确规定。而更为棘手的是，诉争庙宇虽然是文物，但本案原、被告均取得了该庙宇的管理权。

　　就在主审法官为难之机，事情终于有了转机。2007年11月初，冯翠又强行住进了庙宇。在庙中居住达20多天后，冯翠与付全保和范小军发生了斗殴，结果冯翠被打伤住进了医院。

　　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审法官审时度势，决定庭外对此案进行调解。在医院病室内，主审法官引经据典，向原告冯翠及被告付全保和范小军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郑国国君郑庄公因与母亲武姜发生矛盾，遂狠狠地对母亲说：“不到黄泉，不相见！”但过了不久，庄公觉得这句话说得太绝了，违背了亲子之情。庄公虽然有些后悔，但作为国君，话已出口，平白无故地去看望母亲或接她回宫，都很尴尬。正在犹豫不决、不知如何处理才好的时候，郑国大夫颖考叔来了。颖考叔借着献方物土产来见庄公。颖考叔居住在郑国边邑颖谷，是管理郑边邑的“封人”(官名)。庄公见颖考叔来献方物，就设宴给他食用。颖考叔吃的时候故意把肉挑出来不吃。郑庄公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不吃肉？”颖考叔说：“小人上有老母，她尝过小人献给她的各种食品，却未尝过国君赐的肉羹，请主上允许我带回去给她吃吧。”庄公听了颖考叔的话，触动了他思念武姜的母子之情，就叹口气说：“你有母亲，只是我没有母亲可孝养啊！”其实颖考叔已知道庄公母子之间的故事，但他故作惊讶问道：“敢问大王说的是什么意思？”于是庄公将把母亲送往颖地的事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地对颖考叔讲了一遍，并且说自己不该说“不到黄泉，不相见”的话。

　　颖考叔思索了片刻便说：“这有何难！若是掘地见到泉水，挖个隧道，母子在隧道中相见，岂不甚好？”庄公感觉此建议甚好，遂采纳了颖考叔的主意，当真让人挖了条隧道，又把武姜从颖接来，母子两人从隧道两头进入隧道。庄公进入隧道见了母亲，高兴极了，便赋诗道：“大隧之中，其乐融融！”武姜见了儿子，自然欢喜，庄公搀扶母亲，走出洞外，武姜也赋诗道；“大隧之外，其乐泄泄！”于是母亲仍为母亲，儿子还是儿子。母子和好如初。

　　讲完这个动人的亲情故事后，主审法官话锋一转，接着便对原告冯翠及被告付全保和范小军进行了释法明理：“你们诉争的‘督天宫’既然已被有关部门确定为文物，那就说明‘督天宫’应该属于国家所有，而非你们个人的财产。因此，你们只享有管理权，而没有所有权。”

　　听罢法官情法交融的解释，再加上同室病友的好心规劝，泪流满面的冯翠，最终决定要撤回起诉，不再诉讼，愿意自行和解此事。之后，冯翠与儿子和付全保私下达成了“共同经营管理督天宫”的协议，并向法院递交了撤诉申请。

　　2007年12月18日，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裁定。该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冯翠在诉讼过程中提出撤诉申请，属于原告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的撤诉条件，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准许原告冯翠撤回起诉。

　　如今，冯翠与儿子和亲家付全保已经冰释前嫌，经常往来，重拾人间美好的亲情。

　　至此，这一离奇的“母子争庙”纠纷案，终于画上了一个令人警醒的句号。

　　为什么一些地区村民对建庙情有独钟？后经记者调查得知，庙主们是因为有利可图而想尽办法建庙，而一些管理部门则因为有利共图，所以就发证售地，放任自流。归根结底，公民建庙的程序不明确，产权和收益的不明确，才是导致本案发生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从建国到现在，国务院的宗教法规和一些地方立法对宗教财产的保护和管理，还没有作出过明确而又符合实际的规定。如果允许公民个人建庙，应当到哪些部门履行审批手续？公民建庙资金该如何筹集，筹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公民建庙者的身份又该如何去界定？庙宇的所有权究竟归谁所有？收益权归谁？庙宇占用的土地是否有使用期限？再深层次对比，农民使用一块宅基地还需要严格的审批手续，那么动辄占地达几百平方米，每年都能赚到相当可观钱财的庙宇，难道就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吗？

　　综上，业内人士建议，应当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上正确科学地规定宗教财产权,最终为宗教财产权提供全方位的有机的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