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主流文坛怕打工作家发生“转变”，另一方面是打工作家希望看得更远，写得更大。这显然是一对不应被忽视的矛盾。白烨在论坛上强调，对打工文学不要“揠苗助长”。“揠苗助长”或许就是矛盾产生的原因。

　　“打工文学”终于获得了“主流文坛”的首肯。近日，“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在北京举办，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打工文学”终于被供入了现代文学馆的庙堂。

　　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主流文坛做了不少代际更替的努力，进行了一连串的人事安排。这是个好现象，人事有代谢，往往来来的才能“成古今”。“主流文坛”的猎猎大旗，也总得要有人持续不断地打下去。

　　人事安排主要沿两个方向突进。一是所谓的“80后”，这批作者身上负载着主流文坛对市场的需求。几小将在去年“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主流文坛得此新生力量，大喜过望，将“道德准则”、“程序正义”抛诸脑后。

　　第二个方向就是“打工文学”，它同样体现了主流文坛的一种需求，组织的需求。中国的作家一直都有与社会基层结盟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基本思路是，书写活动以“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作为目标读者群，书写的最高标准是“为群众所欢迎”。为了达到这一标准，书写者就必须完全着眼于人民大众的生活、生产活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这个传统一度成为惟一的表达通道。

　　有意思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主流文坛却开始逐渐回避这种与基层劳动者的亲密关系。长期的专业作家制度让主流文坛的书写者们离劳动生产环节越来越远，而有组织的“体验生活”活动又逐渐流于形式，脱离了劳工生活的作家们当然很难写出与劳工有关的作品。

　　这样一来，要想在体制内继续这种与基层的传统关系，惟一的途径就是引入新的劳工书写者。然而，新的问题产生了。按照主流文坛的传统做法，一旦发掘了基层劳动者中的写作新人，通常就会通过组织程序将其纳入到文坛体制之中。而新晋者通常也会在随后的职业作家生涯中逐渐消耗掉自己作为基层劳动者的体验与表达方式———去年“打工诗人”郑小琼拒绝东莞作协的要求，就包含着对这一变化的抗拒。

　　很显然，主流文坛对这样的情况同样非常警惕。因此，在这次“全国打工文学论坛”上，主流批评家们又自然而然地表达了对打工文学“变味”的忧虑，担心打工者通过自己的书写努力，逐渐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蓝领变成了白领，并在“外界的诱惑与压力之下”，有所改变。

　　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来由的，主流文坛从文学史的各个章节中拣选出各种文学类型及其代表人物，将他安排在文坛大拼盘的某个合适的位置上，并从此稳定下来。最后的结果是将主流文坛变成展示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百花园。这就要求所有作家尽可能在体制的帮助下维持自己的文学属性。“打工作家”同样如此。

　　然而，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写什么样的东西，以什么方式来写，这完全是个人问题。它会随着写作者视野的变化，思考主题的转换，表达方式的挪移而逐渐改变。对一个青年作者来说，这往往意味着成长。打工作家们同样需要这种成长的空间。同时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个人也很难按照组织的授意，以预定的形式写出符合某种特定要求的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同样可以在这次论坛上，听到“打工作家”代表们这样的呼吁：打工作家的视野应该更宽阔，写作范围应该更大。

　　一方面是主流文坛怕打工作家发生“转变”，另一方面是打工作家希望看得更远，写得更大。这显然是一对不应被忽视的矛盾。白烨在论坛上强调，对打工文学不要“揠苗助长”。“揠苗助长”或许就是矛盾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