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中国话剧一百周年，无独有偶，它也是我从事戏剧活动以来巡回演出地点最多、场次最多的一年。更巧的是，若说王尔德是以一柄“夫人”的扇子(《少奶奶的扇子》)给中国话剧拉开了幕幔，在一百年后，另一位“夫人”又带着我跑遍北京、上海、西安、台北。真没想到，去年与台北艺术大学十几位学生关在香港红磡一家小学校集体创作的《包法利夫人们》，会成为中国话剧百年送给我们的礼物。

　　适逢其会的演出，一般说法，都是对这历史性日子的献礼或纪念。我把它倒过来看成是收礼者，是因为并非排演“话剧”出身的我，在《包法利夫人们》身上看到未来我想做的“话剧”形式。

　　一位朋友从我还在“进念·二十面体”时期便没看过我的戏，他最近也在北京，听说《包法利夫人们》在演，第一个问题是：“仍是概念高于一切，语言维持极简、情绪极度压抑的表演吗？”为了让他最快明白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我只说：“我现在做的是‘话剧’，不过也有可能是一种不一样的话剧，有人会说它是解构话剧，我则觉得它是一种实验剧，实验的目的是找寻一种‘新话剧’。”

　　实验的，是在现代人的生活里开拓新的话语／文本空间，用来对应人们当下的情感状况。

　　换句话说，“新话剧”出现的急切性，主要来自现代人用以沟通的语言已和往昔不一样———生活被电子媒体带着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可能没有媒体的介入，更不可能跳过媒体的影响而达到共鸣。是以，“新话剧”是一种以媒体的语言模式来跟观众沟通的“话剧”，即便它因不能像媒体般高速传播而无法在权威性上与媒体看齐，但起码不能忽略媒体的影响，或有必要以媒体的影响作为参考。“新话剧”中的“话语”，其实就是对媒体教育给新一代人的语言的拆解与反思。

　　电子媒体建构我们的自我，这是传统话剧不用面对的现实。在今天，愈多新媒体出现，人们的自我便愈形切割和碎裂。将我们五马分尸的，是透过媒体来扩大权威性的“品牌”，它们包括选秀、明星、时尚、高科技、物质享受等等。在以往，上述任何一项都可以是某出戏剧的主题，但现在它们已成为大众生活的“全部”———要独立处理其中一样已不可能，它们都是藤连瓜、瓜连藤地勾结在一起。

　　和传统话剧不一样，它不单只是在文学、美学等领域上追求更高层次，“新话剧”首要是与新世纪观众建立彼此的语言关系。在目前，大多数观众对“故事”的兴趣都大不过“形式”，而所谓“形式”，正是“没有内容的内容”，例如不追求人物有个性和灵魂，只追求为搞笑而搞笑，为无聊而无聊，因为要收到愉悦观众的效果。

　　上述做法，与媒体无异。正因为媒体的影响力无远弗届，进剧场看“综艺秀”和“肥皂剧”将成一股不可阻挡的趋势。又因为大众不会主动抗拒媒体给他们建构的“媒体人格”，传统话剧所倡导的理性、人文精神亦日渐变成令新一代人难以明白的“外星话”。“新话剧”便是要以新世代观众能够掌握的语言去还原普世价值对人的意义。容或表面上“新话剧”也是通俗的、娱乐的、有市场价值的，但它的“新”，正是在于它对各种现象既有反讽、戏谑的能力，但在评论的力度和新观点的提出上，它不会与媒体属同一层次。

　　“新话剧”将既是大众的，也是小众的———任何人都能以“大众”的身份入场，但将在观看过程中获得“小众”的讯息———假设每个人在心灵某处都有对自由的渴望与不想在情感和欲望上受到无形束缚。要让现代人知道身上系着绳子，“新话剧”或者可以让观众看见绳子。正值中国话剧百年的2007年快要过去，《包法利夫人们》是我对实践上述想法的启示和起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