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经过复兴中路陕西南路那所有红砖房的小学，总要多看两眼，甚至走过了，还要回头看看。那是我的母校。

　　1954年，国家干部由供给制改为薪水制，于是父母把我从一所干部子弟小学转到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原比德小学)。我第一天站在课堂门口，很快发现了我和同学们穿着打扮的差异：他们五彩缤纷，俏皮多样；我一色蓝灰，衣裤臃肿，外加大头鞋。我有些不自信，但有更多的自尊心：我在原来的学校也许比你们出色！听到有人轻轻发笑，我开始滋生反弹。班主任吴之璿老师温和地搀起我的手，带我走到黑板前，对大家说：“这是新来的同学，大家欢迎！她插班进来，大家要多关心帮助。”在一阵掌声中，我平静下来。一天，吴老师要请一位同学朗读课文，也许她理解了我渴望的眼光，就点了我。我发挥朗诵特长，有声有色地念了一遍，得到了大家的赞赏。从此，我经常为班级和学校捧回朗诵比赛的奖状，成为这个集体中快乐的一员。吴老师是在“文革”中含冤而死的，她也许到死都不知道，她让一个孩子调整了心境，迅速融入了陌生的群体，那个孩子现在已经老了，但还记得她，感激她。

　　已经想不起来是怎么和大队辅导员王惠炎老师“混”到一起去的，反正，几乎所有的红领巾都迷恋这位亦师亦友亦姐的“孩子王”。在我看来，她浑身都是本事还散发着热力。她擅长美术，为我们成立了课外图画小组。在戏剧小组排戏的时候，只要王老师来导演一通，保证添趣添彩。她的一双手，操起吊线，就能让满台的木偶活灵活现；抓上一把泥，就能捏出人、狗、车、花。五年级以后，我被选为大队长，那就更成了她的“尾巴”。她带我们去划船、溜冰。那时候，溜冰场里有几个“小阿飞”，故意张牙舞爪把女孩子吓得哇哇叫，王老师马上滑过来，声色俱厉把他们赶跑了。

　　最难忘一次新年晚会上，全体同学集中到操场，台上忽然出现一个圣诞老人，背着大口袋笑嘻嘻向我们打招呼，我看到那双在浓浓的白眉毛下面一眨一眨的眼睛，哈！是王老师装的！我跑上台去抱住她的腰，不知谁又上来抱住了我的腰，在大家的叫好声中，一群同学奔上台，一个抱住一个的腰，圣诞老人的“尾巴”越来越长，终于，她拖不动了，被我们抖开了她的大礼包，全场一片欢笑。真快乐呀！不过，王老师也并不总是给我们笑脸。有一天她很严肃地对我说：“你们班的张产海同学有腰子病，所以小便控制不住，他还在坚持上学，可是老有人讥笑他，还起了难听的绰号，你懂得同情心吗？”这句话锤痛了我的心，我认真地和同学们商量这个事，大家感到羞愧。后来，当张产海再用草帽捂着身后跑出教室时，没人笑了，还有人告诉他：“你回去吧，明天我帮你补课！”一股暖意荡漾在我们的集体中。

　　一中心的师生是一个大集体，这个集体的魂是韩慧如校长。韩校长个子矮，瘦瘦小小，站在人群里看不见。她从不训斥谁，也从来不摆老革命架势，可是大家都敬她，爱她，听她的。在五十年代初的条件下，韩校长为我们启动了一切资源：学校安装了锅炉让带饭的师生有热饭吃，吃完饭，餐桌就是乒乓桌；小小的操场边还竖起猴子架、吊环、单双杠；附属幼儿园的小花园是课外植物小组动手的天地；教学楼的走廊上挂着学生的美术作品和手工艺品。韩校长爱每一个学生，我曾听到她对老师们说，孩子都是好的，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我暗暗地想试试看。我们班的严和玉是个像男孩样的女孩，短发圆脸，孤独倔强，不合群，不爱学习。我想和她交朋友，她一甩手就走了。有一次快考试了，我约她一起复习，不然她又要交白卷。放学后下大雨，她一晃眼就不见了，听说她进了马路对面的上海电影院。我撑上伞买了两块面包守在电影院门口，怕她没看完就走，一步也不敢离。终于散场了，我一把抓住她，她很意外，瞪着一双牛眼看看我，又看看下大雨的天，一声不响钻到我的伞下。那一天我们复习了很久，她还露出顽皮的笑容啃面包，我尝到了无法形容的幸福感。后来，严和玉学习有进步，还约我到她家复习功课，原来她父母是军人，平时顾不上她。毕业分手时，她还送了我一张照片。

　　快乐的日子像飞鸟，我每天从重庆南路坐有轨电车到陕西南路下，走几分钟到学校，一路都哼着唱不完的歌。说真的，看到今天小学生上学背得像个“骆驼”，我心里很难过。

　　我曾在外地三十多年，当过农民，从事过多种工作。无论在漫长的劳动生活中，还是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中，想到母校，虽很遥远，但心里总是美滋滋的。还有几次，我梦到了红砖墙的过街楼，那是老师们办公的地方；梦到了我们出墙报的教室和小花园。1982年，在上海的老父亲重病住院，我来沪探望。一天下午，当他安稳入睡后，我坐在病床边，不由得回想起青少年时光。我忽然领悟到：一中心小学不远！从瑞金医院沿着复兴中路走，比我小时候上学还近呢。我抬腿就走，当我跨进阔别几十年的校门，踏上了梦境中的过街楼的木楼梯，眼泪一下子涌上来了。一位老师专注地看着我这个激动的中年妇女：“是家长吗？你找谁？”我哽咽着说：“我以前在这里念书……请问韩校长……？”“她离休了。”“王惠炎老师在吗？”“你可以到市二女中找她，不远的。”已经快五点了，我立马赶到市二，找到了还在教师办公室的“孩子王”，口未开，泪已下！这时候，我才了解自己久藏在心中的对于母校的爱有多深，才意识到少年时代对于我的影响有多大！王老师喜出望外，又把我带到近在咫尺的永康路韩校长的家里，七十岁的老校长脱口就叫出了我的名字！

　　五十岁那年，我回上海工作。现在六十几了，走在马路上，我还是习惯地哼哼这首歌那首曲，过路人投来诧异的目光，我才不管呢，自得其乐。我们找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同学，见到了已经七八十岁的熟悉的老师，回到变得更加宽敞漂亮的校园，又一起嘻嘻哈哈地爬上猴子架……原来，这些老小学生的心灵是一样的呀！

　　2002年，我们为韩校长过了九十岁生日，转眼，又和她一起庆贺九十五岁的到来。当现任校长李金巧女士问我们几个白发学生：“九十五周年校庆日，你们来个什么节目？”我们不约而同地回答：“小合唱吧！”是的，我们还要唱：

　　天上的朝霞，好像百花开放

　　树上的小鸟，快乐地歌唱

　　早晨的空气，多么新鲜，

　　早晨的风啊，多么凉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