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被删减，后果很严重。近日，一名法学博士生提起诉讼，称删节版《色，戒》侵犯了自己的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为此索要精神赔偿。据闻，法院对此给出了一个很有“技术含量”也很有趣的应对：要求起诉者先提供完整版的《色，戒》为证，然后再立案。

　　与《色，戒》电影一起，这场不成功的诉讼也成了这几天的热门新闻，这位天真认真加较真的博士生得到了许多声援——但是，声援者越多，却越是增加了这一事件的戏谑色彩，或让这位博士生显得更加“堂吉诃德”了。是啊，虽然诉讼算个很严肃的形式，博士和法官也均是严谨的身份，但如此一幕却令人无法感觉到严肃，乃至不免想起电影《手机》里那个著名的“严肃点！打劫呢”情节。

　　博士生提起如此诉讼，到底是无聊的恶搞，或是想出口恶气，还是真要催生电影分级制，抑或只是为了“传说”中的那几分钟激情镜头？法院做出如此应对，是觉得这样的诉讼太荒诞，还是无奈之余的急中生智，抑或是同样对完整版《色，戒》感兴趣？换言之，在如此一幕中，到底谁严肃谁不严肃，谁幽默谁不幽默，或是谁恶搞了谁，还真是没法搞清。然而，这并不代表对此就可以“一笑而过”——这个案例，其实是目前围绕《色，戒》正在发生的那些幽默与反幽默、恶搞与反恶搞、娱乐与反娱乐、解读与反解读故事的一个小小典型。

　　虽然《色，戒》上映还没多久，围绕这部影片却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而混乱的“气场”：有人轻松视之，有人却“严肃关注”；有人很娱乐化地玩赏，有人则作出非常“反娱乐化”的解读；有人将《色，戒》当成了“恶搞试验田”，有人则将其当做一个比较中西娱乐文化的标本。扑朔迷离，论议不休，范围不断扩大，热度不断升温。在这种背景下，仅新浪博客中的相关评议文章便已达到150万篇以上，纸媒上的各种论述也是随处可见，甚至专门针对这部电影的论著(《色·戒的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已急匆匆地出版上架。与这些比起来，出现那么一场诉讼虽稍嫌极端或另类，却似乎又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

　　为何这么多人对该电影如此感兴趣？人们究竟在讨论些什么呢？不过一部电影而已，至于如此吗？——从当前情形看，《色，戒》电影本身固然值得讨论，但“人人讨论《色，戒》”这种现象却似乎更值得讨论了；讨论这种现象，应该比讨论电影本身更易抵达某些世相的深处。

　　如火山喷发、山洪宣泄都自有其必然的内在原因一样，之所以能够围绕一部电影便发生如此热闹的局面，并不偶然——这是中国娱乐文化生态中多年来所蕴蓄的冲突和矛盾的一次总释放。可以这样说：《色，戒》这部电影是一个虽不多见、却又迟早会出现的娱乐文化标本；围绕《色，戒》之议，不只是一部电影之议，更是一次娱乐之议、艺术之议、文化之议。借此，可对当下的娱乐文化生态进行剖析，对娱乐文化江湖中的各种角色和面孔进行一次全方位的观察。

　　这种局面，与当前影视艺术和娱乐文化正在日益彰显出来的危机状态有关。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的影视市场上相当多的作品，可谓要文化没文化，要智慧没智慧，要票房没票房，要美誉没美誉。而且这类作品是如此之多，使人们简直有防不胜防、躲无可躲之感。久此濡染和刺激之下，当前某些人的“娱商”正在迅速退化。

　　“娱商”退化有两极的表现：其一是惟以“愚乐”为趣。比如，对《色，戒》，据闻有些人关注的只是那些“激情镜头”，甚至将其当做了“性教材”；更匪夷所思的是，有人为此“很受伤”后，竟然因为电影上没打“请勿模仿”的字幕，声称要起诉李安……“愚乐”至此，真是令人一时无言。其二则恰恰相反：某些人非但不“愚乐”，相反还对所有的娱乐都充满警惕，时时以焦虑乃至愤慨的心态对之，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智者姿态分析之，长此以往却往往失去了“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娱乐能力。比如对《色，戒》，有人既不看其故事之趣，也罔顾其艺术之美，却非要从中挖掘一些或许李安也不曾想到的“微言大义”。

　　还有一些人，面对低质的影视作品则干脆“以低俗对付低俗、以无聊应对无聊”，凡遇此类作品便施以无情调侃尽情恶搞。由此，甚至出现了专擅“恶搞”的一大批网民，制造出一批像胡戈那样的“恶搞明星”。当然，“愚乐”与“恶搞”之间的界限往往不甚清晰。

　　必须看到，在有关《色，戒》的讨论中，以上或起哄、或“强作解语”的声音不在少数。但在这些之外，也有一些讨论是很严肃的。很多人之所以持续不断地讨论《色，戒》，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在借此机会表达自己的文化理解，并且对时下的娱乐文化进行追问、重估、颠覆和启蒙。这种讨论，寄寓着人们对于娱乐文化现状和未来的思考和期盼，以及改良乃至重建一种崭新秩序的努力。

　　改良或重建娱乐文化秩序，有许多积蓄已久的矛盾亟待解决，许多冲突亟待缓和，许多对立面亟待获得平衡。在此意义上，李安是具有国际声誉的大导演，《色，戒》讲述的是典型中国故事，梁朝伟等演员又均是典型的黑头发黄皮肤，而且电影本身又直接涉及到不同国家地区对影视作品管制标准的冲突……如此，自然使这部电影具有了某种参照物乃至标杆的意义。在此角度上，作为讨论对象的《色，戒》，其本身究竟是“豪华垃圾片”还是艺术精华，或许已经不怎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通过讨论《色，戒》，个人能否增加一些“娱商”，形成更成熟的艺术观；于社会的意义上，则是在娱乐文化、影视标准等方面能形成多大程度的共识。

　　由此，《色，戒》之议，或可视为中国娱乐文化危机中的生机。但也因此，在这里可能存在着一个“机遇还是陷阱”的问题：通过这次讨论，将使中国的影视艺术乃至整体文化进一步接轨西方吗？倘若如此，这对将来的娱乐产品创造和文化艺术发展又将意味着什么？究竟会使其变得更加从容、大度、真正具有国际性影响力，还是将进一步陷身媚俗主义和消费美学的陷阱？这些，或都有待详察，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