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的北青报上刊登了题为《大学应有靠近民众的胸怀》的言论，文中对北京大学从即日起对进入教学楼人员抽查学生证件的做法提出质疑。作者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角度加以审视，并得出“允许蹭课，并珍惜这种文化传统，正是大学感召民众、靠近民众的重要方式”的结论。对此，我不能苟同。

　　首先，大学有自己管理自己学校的权利。对蹭课者下逐客令没有什么不妥。前些日子，有不少社会人到大学食堂蹭饭，被大学亮了红灯。现在北大不允许蹭课了，就又有人不干了。蹭课就是蹭课，不能来“读书人窃书不算偷”那一套。大学贫困生都可以贷款来交纳学费，蹭课的人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向学校申请，光明正大地走进校园、走进教室呢？

　　其次，过去沿袭下来的并不都是文化传统。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背景，脱离开这个背景来谈论问题几乎没有什么意义。蔡元培时代对蹭课生敞开怀抱没错，沈从文一边蹭课一边写作也没错。但这并不证明蹭课者就可以永远地蹭下去。时代总是在前进，管理也总是在改进，人也总是在变化。

　　最后，说“允许蹭课，并珍惜这种文化传统，是大学感召民众、靠近民众的重要方式”，民众是多么广泛的一个概念。作为大学感召民众、靠近民众的方式太多了，远非允许蹭课所能包含和代表得了的。

　　我认为，对待蹭课现象不必一刀切。对于那些真心想学的人、有特殊困难的人，老师和学校都会网开一面的。但关键是要按照大学的管理规定来，而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蹭”。

　　其实我担心的倒是北大能不能真的断了那些蹭课人的后路。因为，教室那么多、学生那么多，坚持抽查学生证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坚持不下来，那些热衷于蹭课者和力挺蹭课者一定以为他们是传承文化的胜利者了，蹭课的坏毛病就算永远地惯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