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书桌玻璃板下有一幅书法，其实是一封信，内容是这样的：“惕吾先生台鉴：心仪已久，缘悭一面，遥想杖履清胜，笔耕如昔，为祷为颂。今大陆有首次记者团访台之举，本报资深记者赵兹先生亦在其列，抵台之后拟登门领教，略通款曲，如蒙拨冗一见，则不胜感荷。专此即颂?秋安。范敬宜九月一日”

　　这是1992年9月，我作为大陆首批记者团成员赴台采访前夕，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老范专门写给台湾联合报系创办人王惕吾老先生的。看过这封信的人，都说老范的字俊秀飘逸。其实，除了书法，老范还写诗，无论新旧体，出笔常有佳作。老范还画画，浓妆淡抹的挥洒，不经意间显露着厚积薄发的功力。1993年4月，台湾《经济日报》总编辑卢世祥来京开会，离别前向我展示一幅老范的水墨山水，他说是此行收到的最好礼物。

　　但在我的心目中，老范是一位可以袒露心怀的大朋友，是一位不用顾忌职级的同事和师长。那天我把自己一本书稿的校样送到他的办公室，请他写篇序，并题书名。由于有访客，我们只简单聊了一会儿。老范问我何时要稿，我说可由他来决定时间，并告知我下周要去昆山开会，他边应承着，还关切地把昆山市委书记的电话告诉我，说我有事时可以联系。

　　我回报社吃过午饭没多久，老范居然打来了电话。他说序言和书名已经写好。我对老范做事神速，颇感吃惊。

　　老范是在1986年到《经济日报》工作的。那时我们私人间接触并不很多。一次，我在一份请他阅批的报告上将“敬宜同志”误写成“静宜同志”，老范就用红铅笔将错别字圈出，并大字写道：“我俩共事这么多年，竟将我的名字写错。”我当时负责编辑的版面每次都交老范审定，他的严谨认真和文字水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老范并不以领导自居，总是以商量的口气对待下属。每隔一段时间，他还会针对编辑工作中的优缺点给我写封短信，及时提出他的意见和看法。

　　有一次，我们在餐桌上边吃边聊了好久，话题从报社一直聊到人生。老范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20岁时毅然北上沈阳，离江苏老家到当时的《东北日报》，后改名为《辽宁日报》工作。我也是江苏人，能够了解我这位前辈老乡离开江南水乡所付出的生活代价，可五年后他却被“错划”，戴上了帽子，从此离开新闻生涯20年之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老范从东北调到北京，任国家外文局局长。他写信给在老家的母亲，母亲回信，竟没有任何高兴的表示，只给了他八个字：“位高坠重，君可休矣”。还有一次，他回家看望生病的母亲。返京前，母亲问他如何去火车站，他说《文汇报》的总编辑马达会派车来接，母亲一听就火了，厉声道：你又不在《文汇报》工作，凭什么要人家派车送你？老范赶紧请姐夫帮他叫了一辆三轮摩托送他去车站，辞退了《文汇报》的汽车。讲到这时，老范笑着对我说，母亲若现在看到我，一定会说我腐化了。

　　在《经济日报》时，老范曾动情地讲到，“文革”期间，有次路过北京，他利用转车间隙，到王府井的《人民日报》看望朋友，可惜那天是周日，未找到人。时届傍晚，他独自在暮色苍茫中，望着办公楼里的盏盏灯火，想象着此刻正在工作着的同行们。他在大楼的报栏前徘徊了好久。后来，他回到这座大楼工作，旧地重游，人事全非，时空转换，百感交集。

　　记不得在什么刊物上，我看到过老范写的一篇文章，说的是“两会”期间，他走在人大会堂台阶上，有记者问他在想什么，他说这是他的一个秘密。因为每走一级台阶，他就会在心中默念一个人的名字，而这些人都是在他坎坷人生的每个阶段中帮助过他的人。

　　我想，其实在每个人心中，都应当会有很多人的名字值得经常默念，这大概就叫做感恩吧。

　　今天就是记者节了，特刊发两则描写两位老记者的短文，以表达对业界前辈与同行们的祝贺。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