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通过宪法，肯定了对平等和人权的尊重；随着社会的发展，平等机会和反歧视的议题，也得到大众的认同和关注。

　　但是，大众同意反歧视，不等于对这议题有共识。我们首先需要落实反歧视的理念，然后才能在社会贯彻推行平等机会。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比如说，在职场里我们所得到的成果与个人的学历、技能、工作经验等条件不一定相称。这反映了社会现实，与社会公义原则并无相违背的地方。反歧视的着眼点应是促进人人机会平等，不应因为无关的因素，例如性别、怀孕、残疾、种族等，抹杀了发展潜能的机会。这是社会公义的要求。换句话说，如果雇主付予员工的薪金，不是按照他们的能力，而是因为性别等无关的因素决定，这就是歧视，亦是社会公义所不容的。

　　谈到如何消除歧视，社会上意见纷纭。一般而言，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反歧视应宜从教育入手，但亦有人主张需立法才能有效地消除歧视。香港实施反歧视法例(或称平等机会法例)已超过10年。在立法之前，社会上亦有同样的辩论。我在此尝试为读者叙述一下这些不同的观点。

　　首先，社会上有一部分人认为歧视并非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过教育就可处理，立法不是必须的。由于歧视源于我们对一些具有某些特质的人的定型观念，这些看法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所以倡议反歧视应该从改变思想的方向入手。赞成采取教育反歧视的人，认为要更正个人的偏见，不可能用强逼的手段，而教育就是改变思想的最好方法。再者，教育亦是一种温和的、大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1997年平等机会委员会刚成立不久，香港政府就种族歧视进行公众咨询，就有83%的响应者反对就种族歧视立法。

　　商业机构亦有其看法。有了反歧视法例，投诉必然增加；机构亦须制定相关的政策，增添人手负责这方面的事宜，导致营商成本增加，而利润当然相对下降。所以，教育对有些商业机构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法。同时，实施反歧视法例意味着诉讼随之而来，在社会中造成对立，破坏和谐气氛。亦有人担心法律机制会被滥用，增加社会行政成本。

　　另一方面，支持立法歧视的原因，可以归纳如下：首先，社会上的确存在着歧视。就反歧视立法，可以为受歧视者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以及讨回公道的渠道。要注意的是，被歧视的往往是弱势的社群，没有法例设立明确的机制及赋予执行机构法定的权力去处理申诉，弱势社群根本无从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这是社会的现实状况。此外，要反歧视，就必须有一套衡量的标准，为歧视下定义。

　　只有透过立法，才能达到这目的。

　　其实立法与教育并非互不相容的，立法也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方法。香港未实施反歧视法例之前，含有歧视性的招聘广告，比比皆是。雇主刊登广告时，往往注明要聘用某一性别、貌端或者体健的员工，但这些条件未必与职位相符合。反歧视法例生效后，这现象很快就消失了。到了今天，香港的报业已经自发地拒绝刊登含歧视成分的广告。立法的有效性，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立法是否会增加诉讼，全视乎法例设下的规定。例如香港的反歧视法例，规定了受屈人除了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外，还可以向平等机会委员会提出投诉。委员会收到投诉后，必须进行调查及调解。这是诉讼以外另类的解决纠纷途径，提供一个平台，协助双方沟通，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到目前为止，香港反歧视法例通过后实际的诉讼并不多，证明了立法并不一定刺激诉讼数字上升。

　　从营商的角度来看，机构存在歧视造成的损失较诸立法要求机构实施平等机会为高。实施平等机会的雇主，是雇员愿意效忠的雇主。员工流失率低，人才得到发挥，生产力上升，这些都应是机构乐见的。

　　履行社会责任，是现代国际社会的共识。推行反歧视及平等机会，就是社会责任之一。不少的国际企业，都以社会责任作为其义务，甚至在商业推广活动时，标榜其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成就。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建立品牌重要的一环。此外，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立法反歧视有利于国家的国际形象，倡议公平的竞争环境，可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就此而言，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39条注明，须通过法律来落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反歧视条例正是履行国际公约和落实基本法的一个实质表现。再者，联合国在去年底通过新的《残疾人权利公约》，我国已经签署，现正等候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