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整理书架，从一本旧书中偶获一张五十六年前的老照片——“交大运一欢送参干同学留影1951年1月8日摄”。眼望照片中上海交大图书馆的背景，以及那许多曾经熟悉、如今有的名字都淡忘了的面庞，我的眼神顿时定格住了，尘封半个多世纪的记忆，一下子又拥挤着向我奔来。

1950年9月，我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运输管理系，还被选为系学生会委员。这一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没多久我国就掀起了抗美援朝热潮。当时我们这些刚入学的大学生，都积极投入了动员捐钱捐物的宣传活动，至今印象深刻的，当数当年的“参干运动”。

1950年12月1日，中央军委及政务院发出通知，号召全国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那时上海刚解放年把，电影院里还在放映《出水芙蓉》、《战地钟声》等美国片，不少人还喜欢使用“玻璃牙刷”（实即塑料牙刷）等美国货，社会上内心怀有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人不在少数。因此那次“参干运动”十分重视思想发动，对青年学生报名，强调必须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闯过“家庭、前程、生死”这三关，真正做到个人、家长、组织“三同意”。上海交大一向就有反帝爱国的传统，“参干运动”的宣传声势尤显浩大。图书馆、恭绰馆、上院、中院等建筑外墙上挂满“响应祖国号召”之类的横幅；体育馆门前摆着一排供同学报名的红布桌子；校园的扩音器，则不断播放全市投笔从戎的生动事例。例如，上海市学联主席、复旦大学郑兰荪同学带头报名，复旦方令孺、孙大雨等多位名教授送子报名，还有商界巨子、“味精大王”吴蕴初女儿说服家庭毅然报名，等等。至今我还清楚记得的是，号召参干的第六天，即12月6日晚上，在交大礼堂举行庆祝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的大会，附近南洋模范中学的一些学生也来参加了。会场上声讨美帝侵略，宣誓抗美援朝决心，齐声高歌《共青团员之歌》，当场就有许多人激动报名，那种场面实在感人。几天后，华东人民广播电台和团市委等单位，又组织了有四千多人参加的“上海市动员青年参干大会”，进一步把“参干运动”推向了高潮。

当年的“参干运动”实行“自愿报名，组织批准”。后来才知道，为了不过多地影响对大学生的培养计划，批准在校学生参军时，对中学生（须年满17岁）较宽，而对大学生则从紧。像我所在的运管系一年级，报名的近20人中最后只批准4人。从1951年1月5日上海报上公布的参干学生录取名单来看，这次军事干校录取的比例，大约是报名人数的四分之一。名单公布后的两天，就在上海北站举行了欢送第一批参干学生的仪式，欢送的人群多达数万人。这次一个多月的“参干运动”，不仅对青年学生，而且对广大人民群众，都起到了振奋精神、保家卫国的动员作用，当年青年们踊跃参干的献身精神，更是后人效法的榜样。

1951年6月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又发出了第二次“参干运动”的号召，受到了更热烈的响应。1953年7月28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此后军事干校对参干的大学生做了一些调整，有一部分入伍的大学生，又被送回原学校继续深造。当年参干的青年学生，如今多已达古稀之年，他们当年踊跃从军的爱国精神，以及后来在不同岗位上为祖国建设所做出的贡献，都是值得人们深深表示敬意的。

■李景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