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艺人从文化史的深处悲凉地走来，这是一种珍贵的悲凉。流浪的说唱艺人荷马整出了一部伟大的《荷马史诗》，证明了这个群体的伟大，中国的说唱艺人也非等闲，一部《格萨尔王传》同样是艺术的颠峰。

　　时光流转中，当下的街头艺人少了几分攀爬艺术颠峰的勇气，而更多地表现出为稻梁谋的常态。在生存成本高昂的情况下，这种状况似乎无可指责。然而，当他们中活跃的大多数逐渐以固定的形式成为职业艺人时，这份探索艺术的沧桑感，究竟还能留下多少？

　　9月28日楚天金报报道说，汉口吉庆街夜市排档以其独特的艺人表演闻名全国，被誉为武汉的一张“汉味名片”。目前，活跃在这条街上的艺人达两百多人。但近来十几名知名艺人集体“跳槽”去了应城市汤池西街。

　　听说过挖CEO，挖球星，没听说挖街头艺人。但显然，被挖者非常地不抗拒。何止是不抗拒，简直是迎合。艺人们透露，他们在汤池西街，除了每月不需交管理费外，每人每天还将获100元补助。另外，汤池西街正着手为他们办理养老保险，据称这在全国尚属首次。而在他们到来时，应城市委、市政府及旅游局的主要领导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也令他们感动不已。

　　很难评价他们的择良枝而栖。你不能要求他们过前辈的流浪生活，在颠沛流离中造出文艺的宝。艺人刘喜年说，26日离开吉庆街时，大家甚是不舍，很多人热泪盈眶，“因为吉庆街给了我们太多，包括财富、名誉及人生经验。但人不能安于现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新的地方感受到了尊重和礼遇……”

　　这也是一种流浪，可是我没有看到欧洲式的流浪街头艺人的心灵自由、快乐与淡泊。

　　他们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流浪艺人，而对办理养老保险的喜悦则更加说明了他们对职业性和稳定性的重视。

　　可以肯定，街头艺人内心有着对“收编”的渴望，固定在吉庆街这样一个长仅百余米的街道卖艺已经说明了这种渴望，而汤池西街的更大优惠，使得这种“收编”更有诱惑力。

　　从街头艺人欣然被“养”想到郭敬明入协风波。虽然郭敬明表现出入不入中国作协无所谓的态度，但是入协的双赢，还是使得他的一张大嘴在这起风波中长久地沉默。

　　然而作家洪峰的乞讨事件，却也说明艺术家的被圈养，并不尽善。街头艺人的被圈养，也许只是一种市场行为，但是地方政府的参与，使得这种“挖角”带有强烈的收编意识。

　　可以预见，被圈养的民间艺人仍然能给人们带来艺术享受，正如同体制内的作家仍然能一篇篇写出文章来一样。但是反过来说，专业作家出现的思想波动，和作品成就被体制外作家整体抑制，还是暴露出了圈养方式的软肋，表演艺术艺人同样有这样的问题。当郭德刚被收编之后，结果又是怎样呢？想一想陶渊明写出绝著的环境是什么。也许在什么样的位置和空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超越世俗观念的意识。

　　这真是一个讽刺，一方面，文艺发展的规律要求艺术家自由的生活，甚或包括精神家园的迁徙，但另一方面，当下的民间艺术家们几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被包养的梦想。当延续几千年的传唱艺术塞入一个个小街组成的小盒子，对出现街头艺人新的宏篇巨制的期待，我们还是趁早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