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抒写的打工诗歌，都是一些朴素的个人情感和经历，没有渲染，只是白描，没有雕琢，只是叙说，没有太多的臆想，只有真实的生活。我相信最朴素最真实的情感生长出来的文字，它不会随岁月的流逝而湮灭，它总是默默在某个角落熠熠地闪着光。我没有想过我的文字要在这个世间存留多久，希望有多少人细细捧读，我只是按我的所能叠架组装文字，把它们码成长的或短的一行一行，就像儿时跟大人一样，一起拿着一个大木榔头一下一下夯打两块厚木板中间的黄粘土，让土一层层高起来，然后架上木梁，钉上椽子，盖上稻草或瓦片，成为大牯牛住的房子，成为我自己住的房子。

　　我一直喜爱和欣赏《平凡的世界》一书封底路遥的一段话：“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性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

　　打工诗歌，它扎根于故园和异乡清冷或灼热的泥土，总在向深处、更深处触伸和掘进，它的每一片叶子，都是那样的清新、可感、真实和生动，飘溢着泥土的芬芳……

　　“作家与其研究思想，不如研究一个硬币上有多少血泪和汗水。”我们不必太在意别人腥臭的口水和恩赐般偶尔送到胸前的鲜花。记录真实的打工生活，感动自己、感动更多的打工人这就够了。每一滴血泪汗水和每一个难得的笑容都是一个动人的世界。

　　若是以组诗向外投稿的话，常常我会把以上这篇名为《我看打工诗歌》的短文附在其后，算是我的打工诗歌自白书，表明对打工诗歌的一些看法。

　　我写了多少“打工诗歌”，我没有仔细统计过，到目前为止可能有近200首。这比起我前些天在某个QQ群里，看到某位自称“12小时写出45首诗——别人叹为奇迹”这样的天才诗人来说，自然不能算多。我于1999年南下广东深圳打工，开始写跟打工生活有关的诗歌(或曰打工题材诗歌)，到现在2007年2月，也就写了这么多。我似乎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越是在底层工作、生活，越是苦、累的时候，写的诗歌也越多。

　　我隐约记得99年南下深圳打工，我写的第一首诗是一首打油诗。当时我在宝安区石岩镇一家规模较大的台资企业做技术员(也叫机修)，几乎每天都要一身油污加班到晚上十点、十一点，有时机器难弄，要到凌晨两三点钟，甚至天亮。不仅工作时间长(没有周末，个把月的时间才可能遇到休息半天的机会)，上班时间更是紧张忙碌，修机架模都有时间要求，写在架模单上挂于机台之上，上厕所小个便也要一路小跑——那些破机器不仅难架模，而且也很难保持正常生产。夏天时又闷又热又累，“裤裆都汗湿了”一点都不假。一个难得的周末下午，我趴在铁架床上一口气写下近百行的打油诗《加班、加班、再加班！》。就是在这家家叫做“源进”的台资厂，我以我的理解和所能写了较多的打工题材诗歌。晚上下班后踩着高低不平的深夜回到宿舍后，我还要为自己加班：床头/一截蜡烛/粘在倒扣的饭盆上/黑夜被烧了一个窟窿//布满眼球的血丝/是一张网/由故土往异乡铺开/将湿淋淋的故事打捞/瘦弱的文字/踏过一张张苍白的工卡/从工友的鼾声中/蹒跚而来//将心切成两瓣/一半留给夜晚的稿纸/一半交给明天的流水线(《打工作家》原刊于《浙江日报》)。

　　廉价处理的简历/至今还未兑换成一张厂牌/嘈杂的工厂将我关在门外/只有热闹的马路对我敞开胸怀/坐在路边的草地上/看别人的欢声笑语/去了又来//下雨了/衣服渐渐淋湿/我想我该躲一躲/我知道/就是在那里坐到天黑/也不会有人送伞给我(《坐在路边的草地上》原刊于《缅茄树•寻找他乡的故事》杂志)。在求职路途边的草地上，在顺德碧江做“自由撰稿人”一个简陋的小租屋里，在广州小塘诗友的居所里，随时我都会随手掏出一张纸片，写下一段段质朴的分行文字……。2003年，我来到浙江台州，工作和生活较之以前，可谓“安逸”些闲散些，诗歌也越写越少。2006年11月，我进入目前所在的这家公司，相对更自由些，都快三个月时间了，却只写了一首诗，而且只写了一半……

　　今天在2月2日的《浙江日报》上看到美国传奇作家谢尔顿辞世的消息。文章还记述了作家的一些写作经历。在音乐、电影和电视三大舞台获得最高荣誉奖托尼奖、奥斯卡奖和艾美奖后，谢尔顿在52岁开始跨入小说作家行列，著有《裸脸》、《天使的愤怒》等畅销小说，作品迄今已被翻译成51种语言，远销180多个国家，创下3亿册的销量。《午夜情人》曾入围《纽约时报》畅销书名单53周时间，创下当时纪录。谢尔顿是一个绝对忠实于写作细节的作家。他曾说：“如果我写到一个地方，我肯定去过那里；如果我写了某道印度尼西亚菜，那我肯定在那家餐厅吃过这道菜，我不想欺骗读者。

　　我所写作的打工诗歌，全部来自我的打工生活。我从没有在我的诗歌里撒过谎。打工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每首诗都是我生活的一个片段。虽然有时诗中的“我”可能不是真的我，但他就是我同宿舍的睡在我上铺的室友兄弟，或是坐在我前面的那位可爱的四川幺妹，他们都是工作或生活在我身边的人。

　　我的打工诗歌，是我生活的真实记录。是异乡夜晚的一截蜡烛，是清晨赶往工厂路途中眉发上粘附的一颗霜花，是路边冬青树上新长出的一个幼芽，是燥热夜晚里一杯清凉的水，润湿我的干渴，是冬日那个跟随我多年的不锈钢茶杯，温暖熨烫我冰冷的手指和褶皱的心……

　　“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一个人的内心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为重要。”这是于丹关于《论语》的一句话。我的每一首诗每一行每一个字，都是从我的血脉和汗水里过滤、沉淀而来，有着我的体温和我这个异乡男人特有的气息。纷繁的尘世，忙碌的身影，一颗塞满太多东西的杂芜的心。“芳草萋萋鹦鹉洲”总是在水一方寻。寻找宁静干净的一隅，倾听自己心灵的歌唱与低呤，似乎成了我们每时每刻追求的一个梦想，而诗歌让我找到了一个狭小的出口，聊以慰藉，也让我看到了前面依然有着丰美的水草……

　　窃以为，写作并不回避技巧，但文学作品真正的份量和内涵绝不于在技巧、外在形式或写作方法本身，而是俗人可见的内容，是描述的事物本身散发的光芒。有些作品就算缺乏艺术手法，但它的事物本真面目给读者带来的那种触动、感染和震憾，或许更为直接和有力。当然，我也自认为有我自己的技巧在里面。

　　打工诗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原生态的“草根文学”的代表。大多打工诗歌相对一些“学院派”等诗歌而言，可能是粗糙的，直白的，缺乏技巧和含蓄，但它更是内敛的，有着顽强的野草一般的蓬勃生命力，在城市的屋檐下，在狭小的租房里，在满是尘埃的工棚里，生息、生长。

　　读过老子《道德经》的人大概都知道有一个“老子律”。老子认为，人类社会不需要名利和五色五音五味的追逐和享乐，只要衣食足就够了，人类社会拼命无止境地发展物质经济，只会让人走入死胡同，自食苦果自取灭亡。结绳而用的低度物质时代才能上下内外一体无怨恶。老子的“复古”是境界意义的。从“老子律”中，我悟到这样的道理：一切的繁华都将凋谢，一切的浮杂终将褪去，生命的本真很简单、很朴素。越是简单的，内涵越丰盈，在简单中我们找到了本真的自我。

　　打工诗歌大多描述的是底层的简单的生活场景，“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大伙儿都富余，而我独自一人好像匮乏不足)，但“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住在众人所厌恶的低卑地方，所以最接近“道”)，最下层的生活，虽然只能享有最落后简单的物质，但他们却有着比一般人更深刻的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他们的生活是最粗糙的，对于生活却肯定有着比别人更细致如微的见解。打工诗人就属于这样的人群。

　　“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圣人自身甘居人后，结果反而身能领先；将自身置之度外，结果自身反而能保存)，众多打工作者写作打工诗歌，他们的初衷很少是在考虑创作文学作品，是在写诗，而常常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率真倾诉，他们的文字是来自心灵深处的真实朴素的歌唱。

　　我从没有有意识地把我的诗歌贴上打工或打工诗歌的标签，我只是记录着我的生活点滴，平淡、欣喜或者哀伤，更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是一个所谓的诗人(或是打工诗人)。当有人称呼我“诗人”或“打工诗人”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陌生。我所写的文字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时常在我的文字里游荡和行走，那些温暖的我再熟悉不过的词汇总是牵引或陪伴着我。

　　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打工一族的生存境遇和生活状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相应的，包括打工诗歌在内的打工文学作品正在更多地走进各级各种报刊杂志和传媒，打工作者(家)正越来越多越显眼。希望被关注的不只是打工文学或打工诗歌，而是打工作者(家)作为人的本身，还有，当前中国一亿多的打工人。

　　作者简介

　　李明亮，男，生于七十年代，安徽宣州人。曾在《诗刊》、《星星》诗刊、《工人日报》、《羊城晚报》等公开报刊发表各类习作200余篇(首)。民间诗报《打工诗人》编委，台州市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浙江台州某外商独资企业，企业文化专员。一个关注社会底层生活的打工人，一个虔诚的汉语表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