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中，我总是被人问起：“你从哪里来？”每当我结识了新旅伴，我也常常用这样的问题作为谈话的开场白。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才能不加犹豫地把自己的故乡作为自己的出发地。对于那些在漂泊迁徙的人，这个问题的背后会有很长的故事。

　　我曾经在土耳其库萨达西岛上的一家地毯店里，与一群游客一起喝着土耳其著名的苹果茶。店主问大家从哪里来。回答中有芝加哥、墨尔本、新泽西和汉城。轮到我时，“北京”二字几乎脱口而出，但细一想，我的旅程中其实并没有这一站。我从英格兰来到希腊，再转道土耳其，几天后我还要回到英格兰――那才是我的出发地。但在我的心中，它似乎总也不能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我回答：“我从英格兰来，我是中国人。”下一个被问的人是我身边的一个印度小姑娘，她说：“我从中国的上海来，我是印度人。”当听到“上海”这个名字，我忍不住扭头看她。我们相视一笑。

　　在爱琴海的邮轮上，我曾遇到过一位腿脚不灵便的美国老人。我为他拾起落在地上的纸巾，由此开始了我们的对话。在7月地中海明媚灿烂的阳光中，我们讨论着各自居住的城市的天空。他抱怨着芝加哥的大风，我感叹着伯明翰的苦雨。我们同样倾心于地中海的阳光，一时引为知己。

　　在希腊的罗兹岛上，一个身穿黑红相间T恤衫的中年妇女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的服装让我想起了德国足球队的球衣，由此我猜想也许她是德国人。面对这个问题，她有些迟疑，接着用流利的英语回答：“我现在生活在希腊，我是美国人。但我是在慕尼黑出生的，在海德堡读的大学。”果然如此。原来故乡的影子会如此固执地留在一个人身上，不肯离去。

　　在去雅典机场的路上，一位50多岁的女士想搭车。她和司机用希腊语说了半天，然后突然转用标准的英语向我道谢。一聊之下，才知道我们的目的地居然都是伯明翰，而且是同一个航班。我瞥见她的希腊护照，忍不住问了一个唐突的问题：“您把自己当成希腊人，还是英国人？”她沉吟了一下，缓缓地说：“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丈夫是希腊人，我在这里生活了30年，我们的孩子也在希腊出生、长大。但我的妈妈还在伯明翰……”她说话时，我悄悄地端详了她。穿着上她已经完全希腊化，但她的面孔依然可见典型英国美女的轮廓，神态举止依稀带着英式淑女的优雅与从容。有些东西，任是时间与命运也无法轻易抹去的。

　　在一次次的旅行中，我们一次次地问着同样的问题：“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我们也许会相伴走上一程，但最终会各奔东西。而这种旅伴间的情谊其实也该和君子之交一样清淡如水：曾经同走一段路，同饮一壶水，但分手时各自背起行囊，挥挥手，永不再见。

　　好在真正的旅人多半有着一颗坚定的平常心。他们已经习惯独自面对旅途中的孤独与风险。他们珍视旅途中的情谊，但决不滥情。相比之下，那种好莱坞式的旅途爱情故事显得过于甜腻。事实上，我从未遇到、也从不期待所谓的旅途“艳遇”――那多半是给躲在房间里看电视的人们编出来消遣的，而真正的行者不会因这种“意外的收获”忘记旅行的真意。他们深知：那些旅途中的伴侣是我们人生照相簿中的惊鸿一瞥，也许会多年尘封在我们的心底。但在某一天，不经意间的回忆，会让他们重新发出温暖的光芒，照亮我们平凡而琐碎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