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8日北京语言大学45周年校庆期间举行的“社会文化建设与当代大学的责任”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演讲中批评说，现在一些大学功利主义抬头，而对大学来说，功利主义不能太重(据9月9日《新京报》)。

　　或许正如赵沁平副部长所言，并“不是有很多大学”都存在功利主义抬头的现象，但即便是只有“一些”，也当引起足够重视。“一些大学功利主义抬头”，业已造成学术浮躁、造假抄袭现象屡有发生、大学文化积淀薄化等恶果；更何况，“一些”的问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功利主义又是如此“诱人”，则从“一些”滑向“很多”，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功利主义利弊之辩可谓由来已久，迄今看来似乎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从日常生活经验来判断，俗世中人不可能没有一点功利主义思想，怕只怕甘心成为功利主义思想的俘虏，怕只怕功利主义思想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流和潮流，怕只怕功利主义思想在一切领域里畅行无阻。大学不能没有自己的功利，教师和学生也各有其功利思想，这都不要紧；要紧的是大学以世俗的功利为自己的功利，以世俗的功利标准为自己的功利标准，在功利主义浪潮中已无法辨识大学的面目。而在一定意义上，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就在于它们秉持不同于俗世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极而言之，它们应当也常常表现为“以有用为无用”，并致力于“无用之用”。

　　大学向世俗的功利主义投降，绝对是一件坏事。其诸多表现和消极后果，在赵沁平副部长指涉之外，实还可举出一箩筐。要而言之，举凡社会中种种功利主义之表现，在大学中都能找到投影；而大学因其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资源优势，反过来又丰富和发展了功利主义的形式与内涵，成为功利主义泛滥的一个新的病灶。

　　指出一些大学功利主义抬头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剖析这一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并切实加以疗治。而在我看来，大学功利主义抬头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权力主义向大学全方位的渗透。大学作为教育组织而有行政级别，体现了行政掌控大学的考量，却也成为官本位思想在大学不合时宜地蓬勃生长的体制基础。在这样一种体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大学管理者，几乎会不假思索地复制行政组织的管理模式，从而一方面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官僚，另一方面又培养出以服从行政命令而非尊重学术规律为天职的大小官僚，由此形成一个以外行领导内行为外部特征、以物质生产的标准来考核精神生产为内部机制的“去大学化”结构。从这样一个结构生长出本不见容于大学的异己功利主义，简直是一件必然之事，更不必说暗潮汹涌的权学交易之于大学精神的戕害。

　　只有把大学的归大学，实现大学的权利回归，大学或许才能告别有害的功利主义，内生出健康向上的功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