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谣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技术化、精品化的2007年，周云蓬选择了一条背道而驰的坎路。透过他冷暗的墨镜，我们反而看到了锐利的双眼。反抗混沌的现实噩梦，反问虚脱的现代文明———以诗为鞍，以歌为剑。

　　两年零八个月后，周云蓬发表了第二张专辑《中国孩子》。这时候，民谣在中国乐坛所排列的位置已比五年前的排名又靠前了一些。而经历了“重返大地”民谣音乐节、迷笛音乐节之民谣专场后的周云蓬，当然也比曾经在斜阳居大餐吧、河酒吧、无名高地驻场翻唱罗大佑、约翰·列侬时期的周云蓬要显眼了一些。

　　从专辑的名字看，周云蓬这一次已把他以前歌曲的诗性切除了：中国孩子。如果在《沉默如迷的呼吸》里，周云蓬寻找的还是一种自然、宁静的生活，那么在《中国孩子》里，周云蓬撕开的却是一种不自然、焦躁生活的皮。这是个全民心跳加速的时代，恬静如诗画的呼吸已是一个远去时代的虚弱记忆。变奏的狂热脉搏，令我们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就长大了，成熟了，无坚不摧了。对百战不殆、继续蓬勃的我们来说，“童心未泯”不是消极，而是危险或病毒。不要说关注孩子，我们连关注自己都已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关注身边的人，关注他们悄悄置换的眼神，是关注民生的前线部署。别人的活法(当然是高质量的高尚级别生活)，正悄无声息地潜进了千家万户的客厅，变成了一种经典，一道命令。

　　《中国孩子》明显是一张给中国大人听的唱片。专辑收录的歌曲只有八首，另外赠送一首根秋上师的百字明念诵。

　　如果把周云蓬两张专辑的歌曲对照，会发现他并非突然之间的一次飞越，某种惯性一直在沉稳地进行中：在2004年的《我听到某人在唱一首忧伤的歌》中，故事发生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在2007年的《买房子》中，故事发生在一套商品房和一所信贷银行的两点一线间。在2004年的《鱼相忘于江湖》中，一条鱼已经遗忘了沧海；在2007年的《煮熟的鸭子要飞走》中，一只煮熟的鸭子都准备逃跑。

　　在2004年的《空水杯》中，一群“中年人坐在门前发呆”；在2007年的《黄金粥》中，欢度黄金周的人们“看着满地黄金，喝下一碗粥”。在2004年的《盲人影院》中，一个九岁的失明孩子“想象自己学会了弹琴，背着吉他走遍了四方，在街头卖艺，在酒吧弹唱”；在2007年的《如果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中，他发誓要“学会吹口琴去地铁卖唱，走遍八千里路永远在路上不断离开”。在2004年的《幻觉支撑我们活下去》中，他明白“为了不断地向前走，我得相信那不是蜃楼”；在2007年的《一个儿童的共产主义梦想》中，这名中国孩子在长大成人后，终于明白了“四个现代化”的真正所指。他突然灵机一动，“不如去喝酒，喝多了说胡话，不如去睡觉，睡着了说梦话。”虽然很多作品的素材是相通的，但是，周云蓬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份的转变。以前，他是一个闲鹤野居型的沉吟者，安静地坐在角落里观察生活。现在，他是一个热情得可以感染每个人的发言者，走到了讲台的中央，论战生活。歌手质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体化的价值观有何品德，又有何潜能？在标题曲《中国孩子》里，歌手列举了不要做一片土地上五个地方的孩子的原因，歌手用歌声作为了一种简短而又沉重的新闻报道，向人们发出了生存的警示。歌手为了证明一种弱肉强食世界的残酷指数，还对比了比我们低一级的动物，“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在艾伦·金斯堡去世十周年之际，《金斯堡妈妈的一封信》是周云蓬个人对他的一位精神偶像的真诚致敬。它和专辑收尾曲《悬棺》继续保持了周云蓬诗人的本色。

　　《中国孩子》，让我们无处躲藏，因为它像倒模子一样把我们真实的生存景象扣在了我们的面前。寻找抗议青年，这是黄舒骏十五年前唱过的一首歌。在中国民谣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技术化、精品化的2007年，周云蓬选择了一条背道而驰的坎路。透过他冷暗的墨镜，我们反而看到了锐利的双眼。反抗混沌的现实噩梦，反问虚脱的现代文明———以诗为鞍，以歌为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