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的荧屏上，乾隆皇帝没少露面。在剧中，他诗书俱妙，通棋道，谙音律，风流倜傥，是个全能型文人才子。看这样的剧情不免会想：天子右文，群公操雅；皇帝如此，自是文化之幸吧，乾隆盛世的诗书必定是一种鼎盛状态。

　　其实大谬。

　　乾隆的确写诗，且是我国古代诗作最多的诗人。他的《御制诗五集》共41863首，平均起来，他每天要作诗1.8首，而且要从一出生就算起。宋代陆游诗作万首，但与乾隆相比，差距甚远。不过，乾隆诗虽多，好的少。他的诗偶有写得好一点的，像在避暑山庄写荷花的“霞衣犹耐九秋寒，翠盖敲风绿未残。应是香红久寂寞，故留冷艳待人看”，有些意境，但比之朱洪武皇帝的“马渡沙头苜蓿香，片云片雨过潇湘”似还有不如，更不要说和同样做过皇帝的南唐后主李煜等一流诗人比了。

　　乾隆的诗，可读者少，他对文化最大的功绩，大概要算敕令编撰《四库全书》了。《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历时十余年修成，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3600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3800人。整套图书共收书3503种。

　　但这仅仅看到了乾隆皇帝光明的一面，另一方面，乾隆皇帝也是焚书戕儒的高手，他那个时代的文字狱，放在整个漫长的封建时代里来看，也可算登峰造极。

　　文字狱兴起于清康熙朝，康熙、雍正时，因文字入狱者省省都有，为数极多。乾隆承其祖训，仅以他组织编撰《四库全书》的10余年间，全国就烧焚图书70余万卷，仅浙江就毁书21次，计538种共1.4万部之多。江西巡抚海成在乾隆四十一年时，一年就焚书8000余部。编书第二年，乾隆下旨给军机大臣，令他“凡有诋毁本朝之语，正应乘以机会查办一番，以杜绝、遏止斜言，正人心而厚风俗”。接到圣旨，大臣们进而扩大化，连明朝野史及明人有关奏议文集，只要内容稍有嫌疑而对朝廷不利的，一概焚毁。还有许多根本与政治无关的书，也多被焚毁，如顾炎武的《音学五书》等。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此处所说的“正应乘以机会查办一番”，可见出他敕令编书时主观目的的复杂性。原来他编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清洗和整理当时的思想界。

　　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惨事，但以乾隆焚书的时间和数量之巨，实在超过秦始皇太多。

　　在封建时代，文化事件的两面性，大都源于封建统治者文化人格的两面性。乾隆其实是很重视作诗和读书的，他说：“能益人心思，端惟诗与书。”又说：“山居静所会，几余常憩诸。或时咏新什，或时读古书。”给人以书不离手、诗如生命的感觉。但他个人的诗书行为，与他对诗书的戕害比起来，实在是天差地别的。

　　乾隆的诗写得差，这一点，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人给他提出来。他在一首诗中说：“慎修劝我莫为诗，我亦知诗可不为。”这里的慎修，即清代大学者江永。但这种劝说似乎没什么作用，乾隆的诗还是一路写了下来。“自知诗可不为”还偏要为之，这和他对待别人诗书的心态有些相像。我想，以乾隆的文化水平和见识，肯定知道他下令焚毁的许多书籍是很有价值的，但他却偏偏还要焚之，这也算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而以此种态度对待文化，就更显得混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