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东森是一个很普通的嵩山汉子，却也是一个独具一格的国家公务员。尽管他只是一个市“两扭两创”办公室主任，一个市财政局的副局长；尽管他不是一个经常坐主席台，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角色，就像无边田野上的一株茁壮的高粱，虽然叶肥穗大，近看风采夺目，稍站远一点，他就被淹没在绿海之中了。何况王东森根本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爱显摆自己的人，在登封市区数百科级干部中，要发现他要了解他就颇不容易。不过世间的事往往很怪，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在我的人生阅历中，有些平凡的人常让我难忘，有些寻常的事总让我感动，有些司空见惯的景象都会让我留连忘返，有些稍纵即逝的场面却能让我记忆久远。这就像王东森的任劳任怨的日常工作，真心实意的为民谋事，宽厚待人的平和心理，豪爽为朋的侠义品格，这些作为虽大都是生活小节，却总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像他这些人在单位里没有功劳簿，共和国的史册上也不会出现他们的名字。但正是像王东森这样的千千万万个基层的普通公务员在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推动着历史车轮的运转。王东森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但从他在党旗下举手宣誓的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的一生无条件地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且每日每时都在默默地劳作着。尽管他仅仅是全国7000多万共产党员中的一个，他也全力在保证着我们党的英明正确。

　　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中，我又听到了王东森被市委市政府授予三等功的消息，是在2005年的五月份。这消息让市直的数十个局委瞪大了眼睛，在几百个科级干部中引起了震动，当然也让我惊奇，更让我为他高兴。

　　是在2003年1月，登封市人民法院宣告登封市水泥厂破产还债。登封市水泥厂因建厂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仓促上马，设备老化，生产工艺落后及经营管理不善，致使连年亏损，资不抵债，经登封市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领导组批准实施破产清算，受人民法院的委托，由市财政局、市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市人民银行及律师事务所组成清算组，于2003年4月进入并接管了破产企业。王东森被指定为清算组组长。

　　王东森很清楚，这个工作很棘手，这个组长不好当。水泥厂宣告破产后，长达三个月几个单位都选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人民法院安排的成员中没有一个人愿当这个组长。还是法院领导请示市政府同意，确定王东森来主管清算组。王东森没有在市政府领导面前说个“不”字。他也从来不会在工作面前讲条件，他也从来没有怕过什么困难。他在心里总以多干工作干好工作为荣，以不干工作少干工作为耻；总以能多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为荣，以能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而不谋为耻。一接到任务，他就立即出马，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和清算组的同志们一起，吃住在卢店镇临时租来的几间平房里。热天，热得人人身上出痱子；冷天，冷得个个手脚冻冻疮。计算器不够，就把算盘珠子拨得日夜响个不停。东森不讲困难，同志们也不说什么。有外人看不过去了，说清算组的人：“都啥年代了，还这么艰苦。身体搞坏了，没人可怜。”王东森就和同志们谈心：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应该不忘党的传统，艰苦奋斗的精神啥时候都不能丢。他讲了大道理，又说贴心话：你们谁受不了啦，可以请假回家补养几天。在这里，咱不能乱花破产企业的一分钱。同志们开玩笑说：就算吃几顿“忆苦饭”，让自己受点锻炼吧。大家齐心合力，工作就进展很快。

　　破产企业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资不抵债，僧多粥少。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安置好企业职工，保证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重组后的企业的发展前景，资产能否发挥应有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些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步步艰难。作为清算组的负责人，王东森绞尽了脑汁，使出了浑身解数，动用了一切关系：一是下功夫进行资产变现和尽可能地追要欠款；二是做好大部分债权人的工作，最大限度的去保障职工的利益，切实把职工安排到位，做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三是竭尽全力保证企业重组后有发展前景，让在职职工生活有望，后顾无忧。思路敏捷的王东森，敢于当家，善于当家，一方面苦口婆心劝说实力雄厚的登封市飞龙磨料有限公司参加竞买买下股权，一方面召开债权人会议，以现实情况为根据，以职工利益为条件，以社会稳定为大局；以朋友的身份，以诚挚的态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了大部分债权人放弃债权分配。王东森当然是把工作重心投入到职工安置方面，他自己更是千思百虑不敢有丝毫的疏漏。原水泥厂的干部工人共有414名，大部分在全市17个乡镇(区)，居住分散，情况复杂。有的数年前已经下岗，地址不详；有的去外地打工，没有联系方法，给下岗办证和发放补偿造成了极大困难。东森和清算组的同志们，访遍了每一个乡镇，深入到每一个职工家中，并想方设法和赴新疆、北京、广东等地打工的取得了联系。在发放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医疗补助费、伤残补助和抚恤金的过程中，王东森心细如丝，不落掉一个原水泥厂的老职工。有一个退休工人赵五，一直没有通讯地址，档案中没有资料，问谁谁都说记不得了。王东森在一个朋友聚会上，忽然听到说赵五是石道乡人，第二天他就派人到石道乡查询。从邻居口中知道，赵五数年前已搬家落户到巩义市。当清算组专程把医疗补助金送到赵五手中时，赵五激动地说：“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清算组的好同志！”王东森更十分关注企业的发展问题。登封市飞龙磨料有限公司购买了原水泥厂的股权以后，他并没有对企业撒手不管，而是亲自帮助和指导公司负责人转变观念，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去规范运作，引进市场经济特点的激励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支持其内部管理改革，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实行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待遇能高能低，唯贤任能，以劳取酬；还想方设法给企业协调到200多万元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一年时间，就使10多年连续亏损的企业一举为盈，提高了全厂现职工的生活水平，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实现了有效资产的最大增值。

　　应该说，王东森在兼任原市水泥厂清算组组长的工作中，为保障企业职工的利益，保障社会大局的稳定，保障企业有序的发展是做出了大贡献的。登封市破产企业有几十家，破产清算，职工安置，有的已进行了七八年之久还没有解决到位，甚至后遗症多多。王东森主持的清算组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一切就完全处置妥当，而且达到职工满意，债权人满意，企业满意，上级主管领导满意，登封市人民法院也满意。所以，群众为王东森请功是必然的，王东森的三等功也是当之无愧的。回到家里妻子问他：“听说你立了个三等功？”这一问竟把王东森问得泪水霎时涌满了眼眶。他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近两年的呕心沥血，700多天的奔波劳累，工作中的难处苦处，听到的脏话坏话，满腹的苦辣酸甜，都被妻子关切的话宽慰平复了。他珍贵地把荣誉证书放起来，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才认真地对妻子说：对，我立了个三等功，但这是市委市政府对我工作的肯定和鼓励，并不代表别的什么，咱可不能乱张扬。

　　二

　　王东森是一个不事张扬一心干事的人，这与他的出身贫苦和从小所受家父影响大有关联。他于1956年10月出生在登封市徐庄乡祁沟村一个农民家庭，那是一个真正的偏僻之地深山之区。父亲王银法是个老实巴交的本分农民，原是白坪乡南寨沟的人，因外出扛长工而土改落户徐庄乡。父亲是个种地能手，有副热心肠。农业合作化时期一直被社员群众推选为生产队长。王银法当了20多年生产队干部，有很好的口碑，徐庄乡的大小干部无人不知，上下尊敬。他为人忠厚，待人热情，县乡干部到了祁沟，他从不给群众添麻烦，总是安排在自己家里吃喝休息。他整天为生产队忙进忙出，东森小小的心灵就受到了感染，一个善与人交友、爱给朋友帮忙的习性从小养成。从小养成的还有他父亲的一心为集体处处为乡邻的工作作风。

　　东森聪敏好学，无论他上小学，还是上中学，他的学习成绩都很优秀。他又是个孝顺的孩子，1972年父亲突然去世，使家里顶天柱倒了，东森要回村干活养家，是老师苦苦劝说，他才勉强坚持读到高中毕业，小小年纪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一回到生产队劳动，群众就推选他当了记工员。他像他父亲一样踏实劳动，认真记工，不讲私情，不多天就被乡亲们称为“小包公”。一年后他又被选拔为王庄中学的民办教师，在学校，东森教数学教英语教政治当班主任，被校领导视为学校三大骨干之一。人才是不会埋没的，1977年白坪公社成立时，徐庄公社有数名干部调往白坪，他们想起了好人老生产队长王银法，想起了王银法的能干的孩子，一致同意把王东森聘为公社干部带到了白坪，任王东森为工业统计。

　　年轻人思想单纯，劲头十足，干啥就投入啥。王东森很快就熟悉了工作，掌握了业务知识。他天天考虑的就是干好工作，不出差错，让领导满意。他一般都不在办公室里坐着看报表，搞统计，而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一个大队一个大队的上门统计。白坪公社是深山区，岭多沟多，道路崎岖，又没有交通工具，全靠步行。公社干部经常看到王东森在山路上奔波，一脸的汗水。1979年王东森被任命为白坪乡财政助理后，他的工作就更繁忙也就更积极了。当时的乡党委书记任全喜，对王东森的影响很大。任全喜书记不仅事事带头，下乡在前吃苦在前，而且不贪不占，不沾染公家一分钱的便宜，也不接受别人哪怕一盒烟的礼物。吃饭和大家一样在食堂排队，下乡和大家一样交粮票交钱。近墨者黑，近朱者赤。王东森当着管钱的“官”，对公家的钱就当成了命，对有限的经济收入开销总是慎之又慎，谁也不许乱花钱，谁也不能乱花钱。王东森的作为得到党委领导的赏识，于是在1986年，他被乡党委会一致通过，当上了乡财政所所长。其实还在王东森任职财政助理的时候，他的工作就丝毫不敢疏忽。然而，他的负责任的一丝不苟，却曾引起了一位刚接替了任全喜书记的乡党委主要领导的误解。这个领导不了解王东森，以为王东森不配合他的工作，有意给领导难堪，还不听王东森的解释，就撤掉了王东森的财政助理。王东森心里很想不开，很难过也很别扭，但他没吵没闹。其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支持干部下海。王东森征得领导同意，辞职集资买了两部车，凭着他天生的机敏，跑运输一年就赚了几万元钱。而乡政府新任命的财政助理，业务不熟悉，工作不认真，还总想贪个小利弄个小钱把财务弄得乱七八糟，上级拨的款对不住数，干部工资总不能按时发放。乡党委经过研究，决定恢复王东森的财政助理职务，那个乡党委主要领导还亲自去王东森家宣布。这一事件对王东森的一生影响极大，特别坚定了他搞好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因为他懂得了，只有搞好工作，才会立于不败之地，别人想搞垮你也很难。

　　就是在王东森任职财政所长的1987年，我调到了白坪乡政府，和王东森成了同事。第一次接触他，我明显感觉到他的严厉，他的黑黑的脸庞，总像在思考着什么问题，透着一种正统气，认真气，像不好接近似的。我曾恶毒地开他玩笑：“你演包拯根本不用化妆。”他却笑着说：说的对，我在生产队当记工员时就有人喊我“小包公”。我很惊诧，想不到外貌很威严的他性情竟十分随和，他根本不在乎同志们的玩笑。以后接触多了，就逐渐觉察到王东森的许多可贵之处，是个可信赖的同志。他对工作很重视，领导交给他的，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工作，他都全力以赴地去干。平时的财务管理，现金手续，对谁都是一是一，二是二的。当时乡财政比较困难，每发一次工资都要四处筹款。东森把财政所的钱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一般情况谁也别想从他手中要出钱来。他声称要先保证大家的工资，工资是机关干部养家的根本啊！因此他没少得罪人，也没少得罪领导。可他每当按月发工资时，看到人人都能领到工资的笑脸和乡领导满意的神态，他就感到莫大的安慰。乡财政一年一度在人大会议上所作的预算和决算报告，王东森当作是自己一年一次向全乡人民交底的机会，是他一年一次对全体人大代表的工作汇报。他从不以为是例行公事，每年的财政报告他都要思考上三五个夜晚，且在人大会议上一字一句地认真表述。

　　1988年的春天，担任乡财政所长的王东森，还兼任了西白坪村的代村委主任。这是因为西白坪村情况复杂，问题成堆，是全乡的老大难村，几年连个村委主任也选不出来，选出来的也不愿上任。乡党委研究让王东森代西白坪村村委主任，有人说是乡领导在难为他。而王东森当即就去西白坪村开群众会了。还有人说王东森：当着财政所长多美！这不，工资不增加待遇不多给，却揽了个烂摊子，真是个傻帽。其实王东森觉着挺愉快的，他天生是个干事的角色，他从不愿闲着。事实是工作越多他越感到快乐，工作越忙他越浑身是劲。他把代西白坪村村委主任当作一次机会，要用自己的心智来为老百姓多做一些工作。自从他代了村委主任，一有时间就呆在西白坪村。我每次到西白坪村下乡，总能看到东森在群众家院出出进进，总能看到东森在村办煤矿来来去去。他很少发脾气，至多皱眉头，解决矛盾也和风细雨的。每到中午吃饭时，东森总把我们几个乡干部领到他家三间大瓦房里，吃他妻子烙的薄烙馍，喝他妻子煮的玉米稀饭。边吃边喝边听王东森讲西白坪村的困难，发牢骚。他也有苦恼和牢骚，但只是说说而已，并不影响他的工作。一年过去，西白坪村经济上去了，村办煤矿红火了；一所教学楼盖起来了，群众最头疼的孩子上学问题解决了；村委班子团结了稳定了积极性发挥出来了。正当王东森准备向乡党委交差时，想不到的是西白坪村全体选民，正式选举王东森为他们的村委主任。

　　群众爱戴的就是能给他们谋利益的领头人。于是，1989年王东森又在西白坪村干了一年。

　　党组织对群众中的优秀分子是非常关注且很重视培养的，乡机关党支部早把王东森纳入了党员培养对象。1989年的风风雨雨，王东森始终头脑清醒，他坚定地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白坪乡群众的小康日子。他身在远离北京的嵩山脚下，政治上却与党中央高度保持着一致，而且在1989年3月，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1989年8月被乡党委批准入党，从此王东森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王东森人生道路的一次最大的飞跃。

　　三

　　1992年左右的白坪乡，就像一座幽深的湖，尽管外来的风吹也会在湖面上荡起些微波纹，整个湖水基本上是不会大涨大落的。白坪人的心中大多也没有风浪，他们就像满山遍野的草木一样，生着长着，随其自然，得过且过，无求无欲。即使白坪乡的最高行政机关，政府大院里的工作人员也是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自干着各自的事情，很少被外边的大千世界所吸引。无聊的时候就三五人聚一起，打一局扑克，搓一圈麻将，爱喝酒的就弄两瓶凑一起喝个痛快。日子就这么平淡无奇地过着。本来立志想当作家的我，一段时间也在这种生活圈子里泡习惯了，混麻木了，整日浑浑噩噩地过着。可王东森似乎有些特殊，虽然他已从西白坪村回到了机关继续当着财政所长，虽然他开人大会议仍认真地准备材料仍严肃地上台作报告，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他比过去更稳重了，工作更积极了。乡政府大院里多的是他匆忙的身影，乡村企业里经常见到他精神的脸庞。他敢于为民请命，也勇于向错误行为作斗争。我常常暗自观察王东森，感到他的骨子里有一种凛然正气，像是当了二十多年生产队长的父亲传下来的，像是高耸的小熊山教给他的。有一天煤爻沟的村干部来乡政府开会，少带一份材料，热心肠的王东森就骑着摩托带他回村去取，不想半路撞上一辆拉煤车，东森的腿受伤骨折，他在县人民医院住了近两个月。出院后让人更想不到的是，他毅然辞去乡财政所长的职务，单枪匹马闯进了县城。好多人都替他惋惜呀！财政所长，掌管着全乡的钱权财权物权，是个比副乡长还要有实权的角色，怎么说丢了就丢了？俗话说得好：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偏偏王东森就甘愿舍去鸡头的职位，去干凤尾的工作，不知他是咋想的？王东森不顾乡政府内外的纷纷议论，我行我素，自顾自地走了。事实上王东森的这步棋真走对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有所失才有所得。白坪乡是闭塞的，乡里的活动天地是狭小的，连乡干部们的思想大都还是小农经济的。王东森早感到了压抑，感到束缚。更是他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后，他时时都在想着怎样多为人民服务，怎样多为党组织和党的事业增光添彩，怎样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多做一点贡献。他看到市财政局的紧张和忙碌，他也相信自己的才智和能力，他要趁年轻来多干一些工作，他应该像白坪地区的革命先辈们一样打出白坪。

　　王东森调到了市财政局，被局领导安排在行财科。行财科安排了一间10平方米的屋子作他的办公室兼住室。

　　王东森在人生奋斗路上做出的这一重大决定，客观上不仅让他丢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而且使他离开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工作环境和温暖的家院，甚至远离了一些能互相帮助的同志和朋友。促使他做出这一重大决定的无疑是他成为中共党员后的政治远见和抱负，是他与生俱来的上进心。东森的确是一个普通的农干后代，进入社会后于的也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人生理想。他天天谋划的就是要比别人干得出色。世间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志气和才干去开创一片自己的风景。当然任何一个创业者和拓路者开始面临的都是艰难和辛苦。财政局原国资科的陈为民谈起刚调入财政局工作的王东森，就觉得他当时特可怜。整日穿着一件军用大衣，上班守在办公室里，下了班还是守在办公室里。双休日也没个地方去，妻子女儿来了，吃住都挤在那个小屋里。王东森不怕困难，也不畏惧艰苦的生活条件，他一进财政局就时时想的是熟悉工作，胜任工作。数年的乡财政所基层工作使他积累了丰富的财政工作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市财政局也就是一个膨大了的乡财政所，其工作任务工作性质工作要求，大体上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一开始工作，王东森很快就适应并得心应手了。更由于他把干工作认同生命，把干好工作认同是在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平日他从不等领导催促，总是自觉地按时或提前完成交办给自己的工作任务。正因此，王东森无论在行财科，或调往监督科，后来又到预算科，都干得卓有成绩，不时得到领导的赞许。王东森还见缝插针地学习业务，1993年通过自学考试，被评上会计师职称。他极强的适应性，很自然地跟上了时代步伐。

　　东森有明显的竞争意识，他没有想过要当什么领导，总想着要把一个人的本职工作干好要把一个科室的工作搞上去，必须要具备现代的科学知识和管理经验，必须抓紧一切机会学习。当然居住市区，条件优越多了。几年的努力，他在1996年12月就读郑州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自学本科毕业，思想也上了一个新层次。

　　努力就出成绩，开花就有硕果。每一个人都是一轮红日，每一轮红日都有午正中天的时候。王东森的埋头苦干，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群众的颂扬，领导的满意。1997年11月，王东森被市委任命为登封市“两扭两创”办公室副主任。一个副科级干部没什么可吹嘘的，但王东森的这个副科级实在让他想不到啊，也实在太珍贵太难得了。东森在市区上千名上班族中太平凡了。平凡的人也是可以有作为的，老天对一切平凡的人都是公正的。但平凡的人必须有爱工作爱学习爱进步的心态，有干好工作的志气，有干好工作的能力。市委的任命传达后的那一天夜里，王东森一夜都没有入眠，他想起了辛辛苦苦当了20多年生产队长的父亲，想起了参加工作后乡亲和家人的期待，想起了才调入财政局时的困窘和磨励。他一遍一遍地告诫着自己：你当了官啦！可这只是有了多干工作的条件，只是多了为人民谋利益的机会，决不能有别的想法啊！

　　四

　　王东森去财政局上班后，我还在白坪乡政府工作。我对他的毅然辞职，果断进城是有点敬佩，也有点羡慕，还对他有点怀念，有一点朋友远去的失落感。当我几年后也进了城区，在2000年的一个冬日去找他时，他已经是登封市财政局的副局长、党组成员了。不过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见他熟悉的面容时，我感到我面对的仍是过去的王东森，还是我的朋友。尽管数年未见面了，他对我一点不外气，我对他一点不陌生。

　　财政局内向他汇报工作的、煤炭局里等他解决问题的、郑州会计事务所找他联系业务的，还有两个企业给他反映情况的。七八个人挤满了他的小办公室，有站着的，有坐着的。他在吸着烟平缓着情绪，是的，他急躁不得。东森在白坪时就很有修养，现在似乎更老道了。处理起事情有条不紊：汇报工作的，他一听完，当即表态，三言两语就说定了。找他解决问题的，话音一落，他也就掂量过了。该他负责，他担起责任，不归他管的，一句话问谁找谁，给你个明白。看了一个多小时“东森断案”，我又想起我曾说过的“不化妆就是个小包公”的话来，但愿东森成个名副其实的包拯。

　　“作家，你咋有空来我这儿坐坐了？”王东森打发走一屋子人，开始亲热地招呼我。

　　“我给你带个口信。”

　　“啥口信呀？”

　　前几天白坪乡西白坪村的几个村干部在街上碰见了我，打听王东森的消息。要求王东森还回白坪当西白坪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说是全村群众经过比较几任村委领导都没有王东森干得好。我心里说他回不去了，嘴里却问：“你们见到东森了吗？”“没有哇。在县委大院里到处都找不着他。”这些村干部以为调进县城的干部都在县委大院里的。我告诉他们：“我也没见过他。”他们嘱咐我：“你见到东森，一定把我们的意思说说，一定让他回来。”我说：“好好。”这就是我捎的口信。我笑着说。

　　东森也笑了：我还真想回去哩。可我回不去了呀！

　　王东森没有回西白坪村，却有机会去了颍阳镇的李洼村。

　　2002年初市委市政府部署有关局委派“三个代表”驻村工作队，市财政局的包村点是李洼村，局党组让王东森任工作队队长，市委也任命他为颍阳镇的工作队总队长。东森二话不说立即带队下乡去了。

　　财政局的同志们常说，王东森丝毫没有领导干部的作派，他天生都是一个干活的姿态。大事，小事，份内事，份外事，只要被他撞上，他就尽心尽力地去干，还一定要干好。他把职位不是很当回事，也不把权限很当回事。有些局委的领导，不愿下乡不敢下乡，怕人一离开，权力就没了。东森根本不这样想，去当驻村工作队队长，他说是局党组给他的一个机会，让他有机会接触农村的农民，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我听说后就说：你这是包拯“陈州放赈”。他眉头一扬，这句话显然说到了他的心里。

　　王东森去的李洼村位于颍阳镇西北的钟灵山下，是登封西部的一个偏僻山村。村里无矿产资源，无厂矿企业，全村2590人仅靠2460亩耕地为生。自然条件恶劣，十年九旱，加上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群众思想观念相对落后，生活水平普遍较低，有200户的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王东森调查到这些基本情况，心里很难过，他没有想到登封市还有这么穷的地方。他深感自己肩头责任重大，工作担子不轻，同时他也坚定了为李洼群众办一些实事的决心。他明白，仅“放赈”是不行的，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他和村委干部一起制定了“以修路治水为突破口，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尽快增加全村群众收入”的工作规划。

　　李洼村也有丰富的农产品，李洼村的群众也不笨。李洼人的致富，最大障碍是没有路，修路是全村干群的共同愿望。工作队认真向颍阳镇和财政局党组进行了汇报，取得支持。王东森亲自去市交通局联系，亲自落实修路资金，他跑市委，进委局，找领导，求支援，十天半月难以回到家里一次，甚至顾不上给家里打个电话；吃不上饭就在路边买个豆腐串馍填填肚子；无数次地“三过家门而不入”匆匆地赶回李洼村。修路工程开工后，东森亲临一线，和群众一起铲土搬石头，利用晚上入户做群众思想工作，商量解决占地赔青等纠纷。李洼村的油路铺通后，李洼群众心里的致富路也铺通了，全村人情绪高涨，一向工作滞后的李洼村，开始排入颍阳镇先进村行列。

　　王东森知道，农业发展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水。特别是登封山区，要搞种植业，要搞养殖业，都必须首先解决水的问题。李洼村最缺的也是水，没有水源，远离河道，地下水位又深。想啥办法呢？王东森一次在群众家里看见用大盆接雨水的情景突发灵感，挖坑蓄水！这想法得到了李洼村干部群众的认同，一呼百应。当然首要的问题还是钱，王东森跑省市有部关门，利用工作关系、朋友关系，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来项目资金70余万元，在李洼村的最高处建了两个大蓄水池，一共可蓄水12000立方米，还用机械挖了一眼70米深的机井，采用地埋管实现了自流灌溉，节约了土地。李洼村变了，水浇地面积达到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山坡绿了，土地肥了，人们笑了。李洼人都把王东森看成了恩人。

　　王东森作为一个积极、主动、自觉为群众谋利益的“三个代表”驻村工作队队员是感动了李洼村的。他先后争取到120万资金，投入到李洼村的修路、水利工程、翻盖学校和种植业养殖业等方面，并且他以丰富的农村经验，自己的灵活头脑，给群众致富出主意，为村委工作当参谋。以他和村委班子共同确定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相结合，短效经济作物和长效经济作物相结合，作物种植和生态保护相结合”思路，发动群众搞千亩果园，大种核桃。根据有关专家建议，核桃树栽上的头三年最好不要挂果、头三年将无一收入的情况，王东森还与几个养殖企业协商，决定在果园种草，并与养殖企业签定了供草合同，为村民找到销路，因之，果园种草每亩收入达到800元至1500元。有了好项目，又打好基础，群众当然无忧了。王东森还帮助村委建立了广播站、图书室，成立了技术培训学校，买来有关科学种植的VCD光碟，要求对20岁以上的村民定期进行培训，把过去的扶贫输血措施变为造血功能，人人都掌握一种种植技术或养殖技术。李洼村70多岁的李全兴老汉逢人就说，这是当年的老八路又回来了，王局长是咱老百姓的贴心人，把啥事都给咱考虑到了呀！

　　眨眼间一年时间过去了，王东森和他的工作队要离开李洼村了。谁也没想到，王东森的前脚刚迈出李洼，群众跟着自发组织了100多人，坐了20辆小拖拉机脚跟脚地跟着王东森去市委市政府请愿，要求工作队再住村一年。东森慌了，忙掉头回到村里，好说歹说说服了大家，为此感动得王东森泪水涟涟的。也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特授予王东森“全省优秀驻村工作队员”的荣誉称号，颁发了证书。此荣誉登封市仅他一个啊！真的，作为朋友，东森算是一个豪爽型的朋友，乐于助人；作为干部，东森算是一个亲民型的干部，勤于干事。他像一颗种子，党把他撒到哪里，他都会在哪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是一个干啥说啥，干啥钻研啥，干啥啥成功的有心人。我曾在2005年去过颍阳镇李洼村一次，看到的确是一个绿树满山、生产发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新农村景象。一个千余亩的核桃林长势旺盛，十分壮观；一块一块的玉米田生机勃勃，丰收在望；平坦的柏油路，坚固的蓄水池，新建的村小学，很多地方都彰显着财政局工作队的形象。两年过去了，访问李洼村的村民，他们大都对王东森们记忆犹新，念念不忘。李洼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占标动情地告诉我，俺村好多人都想给王局长立块碑的，可王局长不让!

　　五

　　王东森刚被任命为市“两扭两创”办公室副主任时，市直不少局委的工作人员对他都不甚了解，对“两扭两创”这个名词也是一头雾水。当时河南经济发展势头风起云涌，各县(市)也暴露出一些企业亏损严重，财政长期吃补贴现象。省委省政府及时提出“企业扭亏，财政扭转吃补贴和创亿元财政收入县(市)，创企业利税大户”即“两扭两创”的举措。东森领会了上级的精神，根据登封的情况，结合他自己的思考，撰写了一篇《九五期间如何开展两扭两创的工作意见》的文章，首先在郑州市财政系统的刊物上发表，后又以市政府的文件下发全市。作为主持“两扭两创”办公室全面工作的他，是干不出成绩夜里就睡不着觉的人。市政府要财政局去省里争取发展资金，财政局派出了王东森。要钱是个难事，特别是名不见经传的他，谁心里都没个底。东森却成竹在胸，这是他施展才华的时机到了。凭着他的决心和恒心，凭着他的心智和心诚，也凭着他的人缘和人品，他很快争取回来能注入登封企业的发展资金2000多万元，一个让全市人民心动的大数目啊！这笔资金对正搞技术改造的两个国有企业立即解了燃眉之急。从1997年到2002年他被任命为市“两扭两创”办公室主任的六年间，全市的国有企业都得到过他的支持。他对每一家国企底子都一清二楚。在市委市政府的直接掌控下，由于王东森的主观能动性和工作主动性，几家亏损企业全部扭亏为盈，市财政也很快改变了长期吃补贴的局面。到2005年，全市已创出五家纳税超亿元的企业大户，全市财政收入达到7亿多元，创下历史最高。

　　王东森担任市财政局的副局长，分管企业商业财务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在他对全市的国有企业调查摸底时，发现市化肥厂已停产数年，国有资产的长期闲置，让他十分痛心。这情况很多人都也看在眼里，却都无动于衷，也许是司空见惯了。王东森却像一块石头搁在心里。他知道市里对此类企业还没有人力物力给予料理，但他却想到了朝气蓬勃的卢店镇。经过反复思考，又和有关同志充分协商，他拿出了一个“下放一级管理使其产生效益”的方案，这个方案很快由市政府批复实施。市化肥厂转交给卢店镇政府后，经过改制改产，很快出现生机，仅创建的金刚沙厂年产值就超过5000多万元，包袱变成了效益。

　　王东森经常被抽调出去搞中心工作，有些人对抽调自己很反感，东森却乐意接受，他认为是组织上重视自己，中心工作需要自己。2004年他率工作队去君召乡解决积案问题，在君召乡扑下身子一住就是半年。积案都是长期解决不了且比较复杂的，东森既不急于求成，也不消极应付。对由他负责的13起积案，一起起地逐个追根寻源，理清头绪，再分清主次，先易后难，找准突破口，给予解决。他一方面和当地党委政府搞好协调，共同努力；一方面又敢于大胆拍板，承担责任，促其积案顺利解决，让相关群众，从心底满意政府，还达到了社会稳定的目的，维护了党的形象。如庞爻水库的淹地问题，是个连续越级上访10多年的老大难了。王东森就住在庞爻村里，分别接访了三十多位干部和群众，摸清问题症结的根底，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法子，让淹地受损失的群众和浇地得实惠者坐在一起商量，处理得合理合情又合法，皆大欢喜。谁也没想到这个积案让王东森处理得这么容易。为此郑州市委、市政府又授予王东森一个“处理突发性案件和积案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

　　这种嘉奖在王东森的工作中是有很多的，而他很少提及。他总说，荣誉只代表过去。东森爱动脑子，善于学习，看问题尖锐。无论在什么场合处理什么工作，探究矛盾总能由表及里，解决问题总能想出善策。2006年3月，在华润集团提出参与大型企业改制的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几个具体问题一时拿不出解决意见，参加会议的领导和同志一时沉默不语。王东森皱着眉头思索一阵，适时地提出了三条建议。大家听了都觉得可行，经过研究就形成了决议。这样的会议王东森经常参加，心直口快的他也经常发言，而且一发言总能说出一些有价值的独到的意见。东森感觉很正常，认为参加会议就得起到参加会议的作用，不能当聋子耳朵。给领导当参谋也好，给与会者做个启迪也可，说出大家都满意的建议更妙。但也有朋友提醒他注意这个“毛病”：你这样发言，是否有点“功高盖主”呀？有些人并不光明磊落呀！而王东森却从来没从这方面想过，他也根本想不到积极主动地发表自己的建议或看法会成为“毛病”。他整天一门心思考虑的就是配合领导做好工作，从不去猜度别人的想法和看法。当然东森不是糊涂人，他完全知道自己敢于承担责任会惹出一些麻烦；他完全知道自己的出色工作会惹出一些麻烦；他完全知道自己的出色工作会遭人妒嫉或嫉恨。但他是无所畏惧的。他对朋友淡淡一笑：“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我是凭党性和良心干工作。”东森不是个爱讲大话的人，他是实实在在地站在党的立场上，满心满意一点一滴地为人民工作着。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市委选拔他就是要他努力工作的，他应该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王东森对我说过他掏心窝子的悄悄话：如果在工作中想不出有效的办法，遇到困难没有解决的能力，就是个庸才，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就不配当一名科级领导。

　　从我相识王东森到现在已有20年了，我看出东森是个能人也是个称职的人民公仆。他在工作岗位上做了许多好事，干了很多对普通老百姓有益的工作。但他从没有把自己当作什么正确的标志，正派的代表，真理的化身。他总是那样忙忙碌碌平平常常。他从不去苛责别人，对谁都没有敌意，从不打击同志以抬高自己。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我站在远处观察王东森，真的能够看到他的一些巍峨和峥嵘，就像我们的中岳嵩山。嵩山不高，和天山、昆仑山、喜玛拉雅山是没法比的，但嵩山确确实实是我们登封地区的一座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