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家白烨在去年初与“80后”作家韩寒的一场“韩白之争”后，一年多来露面不多。不过，最近，又看到白烨出来指点文坛江山。据称，张悦然等“80后”申请加入中国作协，背后就晃动着白烨忙碌的身影。而日前举行的“2007年上半年中国文学国情论坛”，主持人也正是这位评论家。

　　论坛上，对“80后”文学，白烨并未因“韩白之争”而改变一贯立场。他依然认为：“就对应于主流文坛的文学创作而言，文学批评已显出欠缺和薄弱来。”

　　所谓“主流文坛”的概念，早被去年的“韩白之争”撕得面目全非。但白烨仍然舍不得扔掉这张“旧船票”，还在四处张罗文学青年买票上“船”。也罢，有人愿意在市场里翻滚，当然也会有人向往“主流文坛”这座靠山。关键是，这应作为一种个人的自主抉择，谁也别碍了谁。

　　但白烨显然不这么认为。“‘80后’写作这样影响甚大的文学现场，基本游弋在文学批评之外；大量在网上发布和流传的作品，更没有文学批评的足迹予以光顾，处于‘无监管、无批评、无引导’的‘三无’状态。”——看来，白烨如此任劳任怨、四处奔波，竟是不忍看新生代们成为“三无作家”。可惜，通过这一番话，虽不能说白烨缺乏文学批评的基本常识，但至少看得出，他是有点忘乎所以了。

　　先说这个“文学监管”。不知这位文学批评家，凭什么认定自己对新生代文学负有监管之责。从本义来讲，监管是一种权力，是上级部门对下属部门或行业的监督和管理。没有行政管理或执法权，就不能滥用监管一词。但文学批评是个什么东西？它既不是行政部门，也不是什么协会、团体，它有什么权力监管作家或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家呢，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连个“文化协警”都不是，更何谈执法权？

　　或者，白烨此前积极建议中国作协成立“青春文学工作委员会”，便是为名正言顺地实施“文学监管”？但是，即便中国作家协会这个通常被看作“管作家”的机构，其章程上也根本没有“监管”二字。正确地说，中国作协是一个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社团，它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会员的民主权利和经济权益，保障会员正当文学活动的自由。不知道白烨先生又是从哪里来的底气，仗着什么身份，居然要对作家和作品进行监管？

　　再来说“文学批评”。文学批评能干什么，并无定论。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可以分析作品优劣、阐发作品价值，也可以将作家或所处时代作为研究对象。但这些批评工作，不仅不等于对作家的监督，更不允许借此干涉作家的创作自由。否则，这不叫“文学监管”，而可能是“文学奸杀”了。干了那么多年文学批评的白烨，对此想必应了然于胸。

　　而所谓“引导”，也颇有将新生代作家踩在脚下的意味。你可以认为批评家和作家是难兄难弟，看作“文学冤家”也无妨，但两者关系显然是平等的、各自独立的。如何谈得上谁“引导”谁？你要“引导”人家，人家还说你靠他们混口饭吃呢。

　　白烨认为，“三无文学”势必造成“新的文学文化的芜杂、低俗，反过来又对文学和文化环境构成一定的消极和负面影响”。依我之见，倘若以这样的心态和方式对待新生代文学，“新的文学”的荒芜那才真是指日可待。

　　不无吊诡的是，刚有人撰文感叹：现在报刊上各类批评声音此起彼伏，而且大抵指向“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遗憾的是，其中“很少见到文学界的影子”(7月13日《新京报》文章《文学批评不是为文学捧哏》)。在这样的背景下，呼吁“监管”新生代文学的论调，更显可笑。

　　事实上，白烨等人当做“监管大棒”的、与“主流文坛”相对应的文学批评，本身已呈弥留状态。主流文学批评能干的那点活儿，早就为大众文化批评所取代。表面上看，新生代文学确实缺少文学批评的光顾，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反思机制的匮乏。在各类报纸杂志上，对于“80后”作家、网络作品的批评屡见不鲜，且并不仅限于“文学的批评”。说到底，现在的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影响本就有限，哪里还谈得上继承“五四”遗绪、积极介入社会批判领域？

　　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当下某些文学批评家或者忙碌于充当“文学表扬家”，或者致力于晋身“文学监察”。他们独独忘却：文学批评的终极意义，在于“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