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重庆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暴雨山洪，歌乐山上的几处遗迹遭受不同程度的损毁。

　　受灾最重的是渣滓洞，除了后造的男牢，所有的房子和墙体都坍了，包括江姐曾经住过的女牢。渣滓洞的大铁门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原物，高近4米，宽1米左右，也被泥石流冲走了。

　　得到这个消息后，有两个朋友不约而同地给我看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这是一篇读熟了的文字，今天仔细地重新读过，感觉十分怅惘。

　　我有不定期重读《红岩》的习惯。渣滓洞倒掉的时候，我手边正好堆着《红岩》和几本讲述那段不堪回首的悲壮历史的小书。翻开其中的一本，找到几首好诗——“斗室南冠作楚囚，纷然万念一身收。人经忧患殊轻死，事到杀头何用愁。”“神州嗟浩劫，四族胜狼群。民生号饥寒，民权何处寻？兴亡匹夫志，仗剑虎山行。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白公馆和渣滓洞无疑是孕育诗人的地方，不论旧体诗还是新体诗，那里出产的诗作有不少可以入诗史。

　　在诗的背面，在历史背面，则是更多的令人不忍正视、又不得不正视的血腥场景，展示着人性的凶残的极致和软弱的极致。这次被冲走的不少刑具的仿制品便是一例。被冲走的渣滓洞的内院墙，曾经写过“青春一去不复返，仔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的大字标语，现在，这标语也和院墙一起被冲走了。还有没能冲走的男牢房。为什么没能冲走呢？因为是后来仿造的，自然比其他屋舍要牢固得多。为什么要仿造呢？因为1949年11月27日，这里发生过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火焰喷射器把男牢房烧了个干净。

　　就是这样一个混合着崇高和卑劣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记录着忠贞和背叛的地方，“现在，它居然倒掉了”。谁能说这不是天谴呢？

　　我一直对重庆有关部门对文物的保护和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怀着敬意。但是，这次山洪冲毁渣滓洞，让我有些迷惘。

　　这座因为曾经是小煤窑得名的渣滓洞，在1930年代就已经是监牢了，自然容易被天灾毁坏。可是为什么就一直没有人去加固、修缮它呢？为什么要到完全被冲毁了才想起来加大和拓宽排水系统呢？还有消息称：“歌乐山上建造的一些‘农家乐’……这些‘农家乐’建筑的滥建，导致山上的植被被破坏，乱砍滥伐导致山上水土流失严重。”那么，又为什么没有法令法规和有关部门限制、监控、阻止这些潜在威胁着歌乐山的违章建筑呢？

　　如此说来，渣滓洞轰然坍塌的命运和1948年因“《挺进报》事件”(或称“刘冉叛变”，即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同时叛变)遭受重创的川东地下党的命运几乎如出一辙了。当年，正是因为未能及时发现和阻止党内腐败现象的孳生和蔓延，同时在对敌斗争中出现了轻信和轻视敌人的失误，才引发了一场多米诺式的叛变事件，相继有十余名地下党重要干部叛变。因为小说《红岩》，我们更熟悉的是江姐、许云峰等人物那些气壮山河的英雄故事；也因为小说《红岩》，我们却不十分了解这些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是可以遏止的。

　　大概十年前，在一个轰动全国的叫作“红岩魂”的展览上，展出了重庆解放前夕狱中党组织对未来的八条训诫。现在，我们对这“狱中八条”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有时读来，仍不免触目惊心。比如：“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在历史的纵深处，那些清朗的、澄澈的、期待的眼光看向他们未必能洞穿的未来。我不知道，如果那些灵魂确实隔着历史的烟云，看到了人间发生的林林总总，他们会作何感想。今天，看到了渣滓洞的倒掉，他们又将是悲是喜？

　　现在的人们，你们能有勇气迎住他们的目光吗？报上说，不出两个月，渣滓洞将会修缮一新，重新开放。到那天，你们做好了不让它再次倒掉的准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