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李汉秋(全国政协委员)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教授，大家欢迎。

　　说到历史，我们现在常引克罗齐的那句话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历史的书写都是源于当代视角的叙述。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从这个层面来看，也指的是当代的历史书写者把思想注入了历史。其实，这都说明了历史所具有的现代意味。文学经典名著又何尝不是如此，现在就让我们寻着李汉秋先生的探索，来获得《儒林外史》的现代启示。

　　我把要讲的两次讲座打通了来讲，原来是说第一次讲《儒林外史》现代意义，第二次讲“马二现象”，“马二现象”是“现代意义”中的一部分，干脆就打通了讲，两次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讲座，题目稍微小一点，就叫“《儒林外史》的现代启示”。我现在还不敢说能够全面把握《儒林外史》的现代意义，启示就好办了——对我的启示，我得到了什么启发，不一定要很全面，可以把对自己有启发的某些方面拿出来跟大家交流。

　　来听讲座的同志们都是很有修养的人，大家也都经常来，咱们是不是可以比较自由地一起来探讨，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

　　一、主流意识的变化

　　我先讲第一点，可以算序言吧，叫做——主流意识的变化。

　　过去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我们现在讲主流意识形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跟着走过来习而不察，一步一步走过来不觉得变化，如果回头看一看，或者站在高的地方看一看，会发现这段路已经走得相当的长、变化相当的大。过去的旗帜上写的是斗争哲学，现在写的是建构和谐，也就是和谐哲学。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这中间的距离多大啊，我们走了多大的一步路啊，在座的有些人也都经过了这个阶段，从1978年算起，将近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里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大变化。过去的任务是推翻旧世界，像潘冬子唱的那样“彻底砸烂旧世界……”要革命，要造反，破字当头，整个的意识形态都是从革命、造反、批判旧社会、跟传统彻底决裂这个思路出发的。

　　80年代以后，要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不是破字当头了，当时说“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这个和“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完全不一样，后来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提出全面建设——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去年又增加了社会建设，“四个建设”。我们从革命党变成了建设党，要建设一个健全的社会。任务不一样了，主流意识形态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过去讲跟传统彻底决裂，现在讲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过去讲封建道德、吃人的旧道德，后来用中性的传统道德。90年代以后说“传统美德”，这个“美”表明我们态度完全变了。传统美德不是指所有的传统道德，传统道德中间符合我们需要的、健康的、向上的才是传统美德。17年前哪有称“传统美德”呢，鲁迅说的哪有传统美德？！都是吃人的。

　　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必然要影响到各个方面，统治思想是无孔不入的，要影响方方面面，有的是有心的，有的是无心的，在潜意识中发生作用。一个人观察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过程，都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渗透到人文科学的各个方面。人的思维不是凭空的，是在现有的文化环境中进行思维的，而现有的文化环境是由主流意识形态支配的。我们的思维不能不发生很大变化，对《儒林外史》也是如此，《儒林外史》的研究视角发生了很大变化。

　　《儒林外史》是写知识分子的，特别是写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他们的精神状态中积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蕴含，可以说知识分子的性格折射着所承载的文化的性格。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是中国文化的性格，跟美国的、非洲的知识分子的性格都不一样。个人人格是形态，文化是内涵。泰纳的名著《艺术哲学》中说“文学是文化的最早而最优秀的成果”。 《儒林外史》中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林林总总的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层层面面，可以说《儒林外史》是一部文化小说，它表现知识分子的心态，透过这种心态折射中国传统文化。我国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正发生着百年来的大转变，更是渗透到了《儒林外史》的研究中。毛泽东说我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他是继承了五四那种先锋精神，对传统文化一直是持批判态度的。理论上批判地继承，但重点是在批判。现在我们说对优秀传统文化要继承，所以我们对《儒林外史》的看法、视角等许多问题都发生了变化。

　　跟《儒林外史》关系比较密切的许多文化问题都在重新评价。我举几点来说。

　　首先是儒家，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的态度。从历史上看，要推翻一个制度和政权时，就要批判儒家，而要巩固一个制度和政权时，就要尊崇儒家。现在讲和谐，就更要利用儒家。《儒林外史》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在74、75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我曾和地方的一些同志就这个问题辩论了三天，那些同志是出于好心要保护《儒林外史》，硬说它是“反儒”的。当时如果承认《儒林外史》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话，这部小说就会被否定。所以《儒林外史》家乡的一些同志就一定说《儒林外史》是“反儒”的，这符合当时“批林批孔”的需要啊，就是进步的了。但我觉得这不符合《儒林外史》的实际，《儒林外史》的主导思想确实是儒家的，以礼乐仁政为主的。后来我们辩论了三天，谁也不能说服谁，但是我体谅他们的心是好的，是为了保护《儒林外史》。

　　现在不是这样了，承认了儒家思想是有精华的，在历史上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历史事实教育了中国人，五四时代的先锋意识觉得中国要现代化就一定要打倒孔家店，就要批判儒家，不如此就没法实现现代化。但后来的事实不是这样的，你看亚洲四小龙，没有打倒孔家店，没有批判儒家，照样实现了现代化。现在有学者把世界的资本主义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督教的资本主义，把亚洲的这些叫做儒教(家)资本主义，比如新加坡这类国家中儒家思想占了很重要的位置。

　　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考虑了，所以现在对孔子、对儒家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05年提出，五年内要在世界上建立一百所孔子学院，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以“孔子学院”命名，以孔子命名，这标志着什么呢？实际上，从05年到06年的一年间，已经在世界上建立了108所孔子学院，五年的任务一年就完成了，这反映出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热情。前年我在央视四套做过一个节目，叫“中国打什么样的文化名片”。央视四套是国际频道，他们在国际范围作了一个问卷调查：你们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形象的是什么？被调查的人们提供了三十多种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形象的答案，后来投票，前十名中有中国功夫、茶、京剧等，排在第二位的是龙，排在第一位的是孔子，孔子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六十几，这很值得我们思考。中国从主流意识形态到普通的知识分子，对儒家、对孔子的态度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样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对《儒林外史》的评价中。

　　在我们批林批孔的期间，海内外的新儒家对儒家的现代意义，儒家有哪些可以汲取的好的优秀的精华，做了很多研究工作。他们的工作对孔孟都有了肯定性的评价，对程朱理学也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这种对儒家的评价直接关系到对《儒林外史》的评价。《儒林外史》并不是光写范进、周进这种人，也写了很多真儒形象，庄绍光、迟衡山等是真正的儒家，对真儒的形象怎么评价？我们过去是完全否定，不敢讲这些人，儒家都被否定了，这些体现儒家思想的真儒不是也必须被否定么。现在我们回头看，这些真儒形象反映了传统社会中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探求。我觉得《儒林外史》中隐括全书的王冕形象以及庄绍光形象，都是按照孟子思想来塑造的。

　　第二，民本思想。民本，以民为本，这是传统的很重要的思想，也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精华。过去我们对此一概批判，认为民本思想是虚伪的，它的客观作用是麻痹阶级意识，调和了阶级矛盾和斗争。只有压迫得越严酷，才能越激起农民起义，才能推动历史进步。按照这个逻辑，贪官比清官好，暴君比仁君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批判清官，批判海瑞。清官是麻痹阶级意识的，贪官反而能激发阶级斗争。现在对民本思想的评价已经翻了个个了，最近教育部写作组写的文章中对民本思想作了两个方面的肯定，一个是承认民本思想对抑制过度的剥削和压迫、对保护生产力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瑰宝，其中无疑包含着我们今天仍然必须继承、借鉴乃至弘扬的积极内容。很明显已经把以人为本作为治国执政的理念。

　　《儒林外史》中处处体现着以民为本的思想，这是传统文化的底色，是精华中基本的东西。

　　第三，仁政、礼乐。跟民本思想相联系的是仁政理想，是礼乐文化，这些在过去一概是否定的，克己复礼是要被批判的，现在都重新科学分析。《儒林外史》里王冕劝朱元璋行仁政，《儒林外史》结构的顶点是“泰伯祠大祭”，知识分子们都集中起来祭泰伯祠，那就是礼乐文明的典范，礼乐文化的理想。

　　第四，中庸之道。搞革命要造反就要讲阶级斗争，就像《唱支山歌给党听》唱的：“共产党，号召闹革命，夺过鞭子抽敌人”，这就是讲斗争啊，斗争哲学啊。曾经有个传统观念比较重的人听到这里一直啧啧不解，表现出非常的惊讶。那时候就是讲阶级仇恨的，把地主阶级“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不讲什么仁爱，也不讲和谐，只讲造反有理。

　　记得90年时候李瑞环主持意识形态的工作，有一次在小范围里告诉我们，他曾经在一个报告里讲要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然后就有人批评他了说你这是人性论不讲阶级斗争。那该怎么讲啊，李瑞环说那我只好讲“关心阶级敌人以外的人，爱护阶级敌人以外的人”。这都让人没法讲话了。

　　毛泽东有句名言说“矫枉必须过正”，文革中专门批判中庸之道的。中庸讲什么呢？庸，就是平常，保持平常心，也就是不偏激的正常心态。我后来体会到，保持平常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很冷静、很理智，才能客观。一个人很容易偏激，当他钻到某一方面时，就容易偏了。中，就是不偏不倚，孔子有句话说“过犹不及”，中就在这里，保持在无过无不及的尚中境界，不走极端，这实际是要求掌握好“度”。要把握好度，就要掌握好客观情况，对客观情况的估计是“中”，然后采取的对策也是“中”，执行政策都要适度，避免矫枉过正。但是有时候矫枉过正不可避免，由于水平、经验不够或当时的客观环境，很难避免矫枉过正。但主观意识上不能说“矫枉必须过正”，特别是当我们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掌握了主动权的时候，成为领导者的时候，我们有客观条件掌握好度。一“过”有时就要冤枉千百万人。过去搞文革大批判，有些人我还真是佩服得很，什么事在他们手里都能上纲上线，拔得很高。其实，任何事无限拔高、上纲上线都不是真水平，恰如其分才是真水平。现在对中庸就重新评价了，最近有些书专门研究中庸，把中庸提得非常高，不仅是对世界的正确掌握，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这跟研究《儒林外史》很有关系，《儒林外史》中的一号理想人物虞博士，他性格的核心就是中庸，在一定程度上作者也是从中庸这个角度来揭示人的性格优缺点，来衡量人物。

　　第五，四书五经。过去是被视为封建落后文化的代表，属于扫荡之列。尊孔读经是过去鲁迅一再批判的，现在出现了“国学热”，有人把四书五经当作“永恒的经典”了，提倡读经诵经。这种提倡对否另当别论，但是我们要承认四书五经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其中是有精华的。四书五经并不是应该完全扫荡，完全是糟粕，其中有许多精华，一概否定那是太简单了。《儒林外史》中科举制度都是以四书五经为教材的，以朱熹的解读为答案标准的。现在科学地对待这些相关问题，也影响到了对科举制度的评价。

　　第六，科举制度。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的新潮流中，胡适于1920年首先指出，批评八股科举是《儒林外史》全书的宗旨，这个说法影响了以后几十年的研究。有人把《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作比较，说《聊斋》只是批评了科举制度的弊端，而《儒林外史》是否定了整个科举制度，所以《儒林外史》很高明。把否定科举制度彻底不彻底作为衡量《儒林外史》思想性高低的标志，就有失偏颇了。

　　让我们用中庸的态度，用平常的心态来看科举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科举，就是通过一定科目的考试举拔人才、充任官吏。中国的官吏选拔制度在隋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九品官人法，选拔任用官吏专重门第、身份，也就是血统，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

　　隋唐时出现了科举制度，不按血统门第，而按科目考试的成绩来举拔人才，这是历史的大进步：第一，至少在逻辑上肯定了知识、学问的价值高于贵族的世袭身份、血统，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知识学问的地位。第二，科举考试对全社会所有等级开放，像范进那样的乡村穷读书人也可以参加，各等级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等级地位，挤入上层社会，甚至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挤入统治集团。“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在逻辑上打破了世族地主对封建政权的绝对垄断，在理论上承认在考试面前、在学问面前人人平等。第三，汉代实行过察举制度，由州郡根据“乡曲”的舆论来推荐。有点像文革中实行的推荐工农兵大学生，这种举荐从理论上说可以避免一考定终身，但是举荐需要有很好的外部条件：公正的社会环境、健全的地方行政制度、正直的执行官吏等等。这些条件不具备，结果被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所左右，结果更不公平。相比较之下，考试还是相对最合理、最公平的办法，只要做得好。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外国传教士发现后大加赞赏，十九世纪前后英国人学会了考试，后来传到其他国家。当然，世界上任何制度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没有绝对的好，科举制度有许多弊端，特别是到了明清被套上僵硬的八股制艺的躯壳，成了八股科举，问题就更大了。它是为封建帝制服务的，随着封建帝制而终结，但考试这种办法本身并没有终结而继续下来，只要有考试，就必然有优胜劣汰，有侥幸有失落，有周进、范进式的心态。

　　以上这些涉及到《儒林外史》一系列问题的外部条件都在变化中，我们今天解读《儒林外史》能够跟三、四十年前一样么，我们必须思考许多问题，要重新来选择思路分析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外部条件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二、解读角度的选择

　　下面第二个问题，解读角度的选择。

　　解读《儒林外史》选择什么角度？解读角度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胡适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他评《儒林外史》就从反封建、反对科举制度的需要，认为《儒林外史》全书的宗旨就是反对科举制度。我们在破坏一个旧制度的时候，强调批判封建制度，从制度层面的批判就是高级的批判，所以当时从科举制度来批判是了不得的。

　　熟悉文化的同志都知道，文化从表层面到深层面，由表及里依次为：器物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精神文化层面。八股科举制度就属于制度文化层面。相对而言，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政治文化变化比较快，而精神文化更深入也更持久，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深入到人性的细微微妙之处。伟大的作品不仅仅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深刻方面，而且其中蕴含着人类及其社会的某些恒久起作用的因素，包括对人性的深度解剖和表现，对生命意趣的探索和追求，因此虽然时过境迁，政治制度变化之后，或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中，仍然能触动人的心灵，仍然有生命力。《儒林外史》如果仅仅是反科举，那么，在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年后的今天，就没有可品味的价值了。

　　过分强调政治，把文艺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对文艺的发展很不利。有些作家的思维感受生活的能力，不是仅仅停留在当下的政治运动和需要上，而是有更深入的追求，感受更深的人生内容，那么他写的作品就不会停留在表层。

　　如果不从科举制度的角度来考察《儒林外史》，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考察呢？我今天想从这个角度来谈，那就是利益驱动的正负效应。

　　唯物史观有条重要的原则：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因此，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个阶段，在物质极大丰富、人们可以各取所需之前，利益驱动都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杠杆。利益驱动的原理不能过早废止，毛泽东时代批判“物质刺激”，认为那是修正主义，他要废除“资产阶级法权”，要搞绝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历史已经证明，那搞得太早了，不符合我国现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水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教训是惨痛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要经过很长阶段的有剥削有阶级有等级的社会，要等到生产力大提高、物质极大丰富以后，经过社会主义阶段才能过渡到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不需要利益驱动的共产主义社会。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四个人只有三块饼，只能有两个人一人吃一块，有两个人一人只能吃半块，这时候就需要利益驱动：谁干得好可以吃一块，谁干得差只能吃半块，这就要分出等级，需要比试。只有到了四个人有五块饼，每人都吃不了时，就不要分等级不需要利益驱动了。必须经过有等级、有竞争，才能达到消灭等级、废止利益驱动，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是不是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都无所作为呢？就任凭拉开距离，任凭贫富悬殊呢？不是的。现阶段还是能有所作为的。古代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说不怕东西少，就怕不平均。现在说“不患不均，而患不公”，说不怕不均等，比如有人一个月拿一万，有人一个月拿一千，承认这是客观事实；但是怕不公正，要按照公正的程序来平等竞争，大家依法而行公平竞争，不是依仗特权不公平竞争。

　　现在人们讨论这个问题比以前客观多了，我也是前不久听人讨论这个，说“不患不均，而患不公”，我觉得挺有道理。我们的口号也一直在变，十六大的分配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就是讲激励机制，激励使效率提高。有激励就有等级，就承认有差别。现在说效率和公平都很重要。

　　利益驱动不能废止，它是一把双刃剑，一边有好处，一边受伤，有明显的正面效应，也有很多明显的负面效应。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事情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没有绝对好的制度。刚才讲的推荐和考试，考试就绝对好么？不是的，也有很多弊病。推荐就绝对坏么？也不见得，如果外部条件很好的话，推荐也有相对的合理性。

　　利益驱动从正面来说，对人起激励作用，提高效率，发挥个人积极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又产生负面效应，人们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如果没有掌握好自己，追名逐利时就容易失去心理平衡，会造成人格分裂或歪曲，造成人性的异化，就会引发种种的人格堕落。

　　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不仅仅是科举制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封建时代才有，在利益驱动的整个阶段都会有。所以在这个阶段，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出现负面效应也是必然的。关键就是人怎么控制它调节它，矛盾是绝对的，我们需要用合适的方法解决矛盾，使之处于和谐状态。

　　利益驱动对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是功名富贵驱动，功名富贵是个集合概念，它的核心就是做官，有官就有权势和钱财，就又贵又富。在《儒林外史》的时代，攫取功名富贵的起步阶梯是科举考试，因此人性的种种弱点也围绕着如何对待科举考试而充分曝光。反过来说，不是只有科举考试才产生相应的人性弱点，在不以科举取仕的时代，人性的相应弱点也会围绕着那时代攫取功名富贵的制度和机制而暴露。利益驱动的具体机制会因时代而异，但暴露出来的人性弱点却是相通甚至相同的，因此，只要对科举下的人性解剖得深刻，仍然可以对其他时代起镜鉴作用。

　　下一次重点要谈虞博士，《儒林外史》中的一号人物，在小说的第36回。《儒林外史》很少专门为一个人立传，一般都是交错着写的。而第36回专门写虞博士，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第36回，这样下一次我们讲就比较容易理解些。三、否定性精神现象解读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否定性精神现象解读。

　　《儒林外史》写得深刻的就是写到精神现象，落到精神文化的层面。精神现象有肯定性的，有否定性的。今天我们先讲否定性的精神现象，下一回专门讲肯定性的精神现象。

　　过去比较重视否定性精神现象。《儒林外史》对当时社会的否定性批判，在五四时首先受到进步的文学家和研究者的重视，这就是主流意识形态起作用，应合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需要，从五四到解放后以及文革期间，都是重视批判的内容。否定性的人物、现象研究得很多，讲得比较充分，像范进、周进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我们先就这部分讲一讲，不全面的讲了，讲四个人物。

　　1、马二道路的普世性

　　对马二先生这个形象，现在的大文学家从鲁迅到张天翼再到何其芳，评价都非常高。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有两个段落专门评价马二。何其芳先生是建国以后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他说在古典小说中能称得上典型的不多，马二算一个，算一个典型。张天翼是现代小说家，在1942年发表过一篇三万字的《儒林外史》论文着重分析马二，张天翼的创作如《华威先生》、《包氏父子》都深受《儒林外史》的影响。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被称为“现代《儒林外史》”。

　　马二一出场就对举业作了贯古通今的宏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也引了这段话——劝人家考科举，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身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所以孔子只讲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练文章作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孔子要行道，儒家的最高理想是行道。)

　　马二这是说各个时代的举业不一样，在孔子的时代，举业就是“言扬行举”，有什么好的言论，好的道德品行，就把你推举出来，就有官做了。

　　鲁迅称赞这段话“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者也”，是说马二的话不仅说出了当时做学问的目的，而且洞察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理。

　　1942年张天翼俏皮地设想：如果马二先生在现代，他会怎么讲呢？他会说“就是孔子在而今，也要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留洋，断不会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马二的宣讲精辟地道出了选拔官吏对知识分子所起的指挥棒的作用，他毫不避讳地讲出了老实话，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让做什么举业，就做什么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科学是否合理，是根本不去想的。马二创造性地把宋真宗的劝学诗和当时的八股文章结合起来，反复宣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呢？就是文章选本了。马二先生是搞文章选本的，文章选本就是把那些考中的人写的文章选出来，加以评点，作为作文的范本，作为科举的指南。

　　在他看来，他的八股选本就是官场的入场券，所以他诚心诚意劝流落到杭州的匡超人考科举，把自己的文章选本送给匡超人，让他回去奉养父母，以做举业为主，就算奉养不周也没关系。

　　马二直言无讳地把八股科举的目的讲了出来，他这种思想错在哪里呢？首先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的价值。按照朝廷的功令做举业是做官的唯一正途，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偏狭的。人生的道路很宽广，并不是只有做官才有出路。其次，教育的导向不能太短视、太功利化了。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是提高人的素质的事业，是要培养一代一代健全的人。现在我们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能变成应试教育、求职教育。在过分功利的导向下，教育就会被扭曲了，失去原来的意义，走上不健康的道路。《儒林外史》显示出的教训：过分的功利、过分的利益驱动，任何文化、任何教育都会被变形扭曲。这个意义超越了它的时代，它的范围也超出了科举制度。

　　中国古典小说在情节上很讲究“奇”，传奇传奇，非奇不传，像《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计、草船借箭，《水浒传》里的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等，都以一个传奇性的情节作为核心来演绎故事。短篇小说也是这样，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到了近现代特别是欧洲短篇小说，倾向于平淡无奇的情节，把故事性、传奇性冲淡了。我们中国的古典小说发展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时候，把“奇”的色彩也冲淡了，能把非常生活化的情节故事写得逼真、很有味道，但在这个平淡中往往又露出“奇”的因素。

　　《儒林外史》的高明之处就是把非常平淡无奇的生活化描写和一些奇特的情节结合得特别好，使你在看小说时不觉出那些“奇”的色彩。范进中举发疯奇不奇？很奇，但是在大量细节化生活化的描写中，你不觉得他发疯有什么奇怪了，好像很正常似的。

　　马二也有奇的地方。鲁迅特别赞赏马二游西湖一段。我们不详细分析这段，只讲其中的一个情节。马二到了花港观鱼，他看见水中间有一个楼，锁住了，他想上去看看。看门的不让，他就拿了点钱给看门，就进去了。上去一看，楼上有仁宗皇帝御笔写的碑。马二生活在成化以后了，跟仁宗皇帝隔了四五个皇帝了。马二看见皇帝的字迹，他怎么表现的呢？小说里写马二吓了一跳，慌忙整一整头巾，(他是秀才，戴了方巾)，理一理布长衫，在靴筒里拿出一把扇子来，做什么啊？当作笏板。笏板是大臣见皇帝时拿在手上的东西。马二先生拿着扇子当笏板恭恭敬敬朝着仁宗皇帝的字扬尘舞蹈，拜了五拜。看到马二的这个做法，我们并没有觉得奇。但实际上回想一下，这是很奇的啊。清末有个评点家叫天目山樵，就调侃地让马二说：“历考一等案首，臣马纯上见驾，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让马二开口了，吴敬梓写的时候只让马二有动作。

　　马二的举动由不和谐构成的可笑是多重的，也是很“奇”的：第一，他面对的只是前朝皇帝写的字，并非皇帝本人啊。如果真的看到皇帝了，那三拜九叩还说得过去。第二，他是爬不上金銮殿的穷秀才，根本就不是臣子，但是他却俨然像朝臣一样举动。第三，他的“官帽”不过是又旧又破的秀才头巾，他的“官服”不过是褴褛不堪的布长衫，他的“笏板”不过是靴筒里拔出的一把纸扇，这简直像三岁小孩玩过家家一样。但他并非三岁孩子，而是个年过半百的有名的选家。这个情节把马二一天到晚就想着：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的心理展现了出来。他的姿势那么僵硬机械、那么滑稽可笑，有很强的喜剧性。喜剧性怎么来的？我们说喜剧性是从不和谐来的，马二的不和谐就是刚才讲的三点。另外，僵硬和僵化也会产生不和谐的效果。

　　小说写马二拜过以后，定一定神，头脑清醒了，终于回到现实了，照旧在茶桌边坐下来喝茶。在幻觉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中包含着多少凄怆和悲哀啊。

　　马二游西湖这个生活情节，在很多人看来太庸常、平淡了，但透露出奇特的意味，却又不让人觉得奇。《儒林外史》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来描写生活，又有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奇特情节，这两者结合得非常高明。

　　今天讲了马二，下回讲其他人物。谢谢大家。

　　主持人：今天，李先生分三大点谈了《儒林外史》这样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小说的现代启示。第一，外部条件的变化带来对《儒林外史》的重新审视。我们能从点点滴滴切身感受到李先生所说，近二三十年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已经影响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影响到对《儒林外史》的重新认识、思考和评价。第二，选取不同的解读角度，会获得不同的启示。伟大作品都具有超时代性，它们在对生命意绪的探索追求中所体现出的精微的人性，不会因时代的更迭而减色，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像“红楼”、“三国”、“水浒”、“西游”这样的经典名著仍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的原因。但每个时代的解读，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主流意识的支配。李先生是从“利益驱动”的角度来剖析《儒林外史》。“利益驱动”体现在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文人身上，功名富贵的核心就是当官。其实，即便拿现代考试制度下知识分子来说，在评定职称和申办学位点等事情上，也能体现出与《儒林外史》相类似的“利益驱动”。借李先生的话说，这得用中庸之道来平抑“利益驱动”的负面影响。公平没有绝对的，我举个小例子，就说现代高考制度，在一些穷山村，高考现在还是穷孩子脱离贫困地区，进入大城市的唯一路径。我有个朋友，兄弟三人，家境贫穷，现在，三人都是博士，都在大城市里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城市孩子们的家长，又在呼吁给孩子们减负，说书包太沉了。这个对比也值得深思啊，高考像科举一样也是把双刃剑吗？第三，李先生以否定性的精神现象，讲了“马二道路的普世性”，即他把作官当成人生唯一的价值取向，而教育导向的功利化，势必会带来不健康的异化。李先生有句话说得好，文化不能过分功利化。可我们现在急功近利的文化炒做太多太滥了，大家要在浮躁中享受高雅的精神生活，以一颗平常心来感受文化，多到文学馆来听讲座。我又在替文学馆做广告了哈！我想，这也应是《儒林外史》带给我们的多元而深刻的现代启示之一，它来自李汉秋先生，最后让我们感谢李先生。今天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