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对某些教育形式提出批评，不想，有些同志不满意了。　7月2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对其进行了反批评。文章说：“每年的高考前后，人们都会习惯性的批评高考制度；每当批评完高考制度，人们就会习惯性的批评语文教育；每当批评语文教育的时候，总会有几个作家，习惯性的拿自己如果做高考题能考多少分数说事儿”。于是提出：“王蒙先生，您说这语文该怎么教”？

　　我突然想起一个笑话来。有评论家对小说家的小说提出批评，小说家不买帐，于是对评论家说：你写一篇小说来试试看？评论家回答：我不如母鸡会生蛋，但我比任何一个母鸡都知道鸡蛋应该怎样吃。现在，不是小说家对评论家不满意，而是教育工作者对小说家的批评不满意了。可是，道理是不是也一样呢？且不说是王蒙先生，他作为著名作家不用说对中国的汉语言教学应该有点发言权，就算不是王蒙，哪怕是王麻子，难道对中国的汉语言教学提出一些批评，就一定要讲出应该怎么教吗？

　　最关键的问题是，习惯性批评语文教育有什么不对？习惯性就一定不好吗？几乎每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之后，都习惯性地有一个赤日炎炎的夏天，这已经成为规律。可是，没有这个赤日炎炎的夏天，又怎么会有那个硕果累累的秋天？

　　正象该文作者所说：“语言应该是不断发展的”。不错，语文教育当然也应该是不断发展的。但是要想发展，就要不断克服毛病和缺点。出现了毛病缺点不让批评，别人一提出自己的看法，就不是真正关心语文教育，就一定要让批评者对怎样进行语文教育说出个子午卯酉来，语文教育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吗？

　　一方面，作者说：“一个国家作家的水平以及作家对语言教育的投入程度，决定了这个国家语文教育的水平”，可是另一方面，作者又反对对语言教育的习惯性批评，包括对作家们的真正关心，也要提出种种苛刻的要求，这跟叶公好龙有什么区别？

　　按该文作者的说法，中国当代作家似乎没有真真正关心语文教育的。即便有关心的，也不过“冷嘲热讽而已。他们都关心货币去了，甚至被人骂做垃圾也‘无怨无悔’”。但是，我想问，是不是作者也应该明确一下，这跟王蒙先生有什么关系？难道王蒙先生是江郎才尽，写不出其他东西，只能靠每年习惯性批评语文教育来赚取稿费发家致富的代表吗？

　　作者说：“在这个博客、文学网站比苍蝇、蚊子都要多的网络时代，语文教育实在太难”“教育苦，语文教育更苦”。大有当年晓庆姐“做名女人难”的孤标傲世之感。我理解作者做为一个中学语文老师的辛苦和对别人批评的无奈。但是，目前中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确实还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最起码不是十全十美的。批评语文教育，正是为了探求一条适合当代中国语文教育的道路。正因为这条道路不是一片坦途，而是充满崎岖坎坷荆棘丛生，才越需要长时间习惯性来摸索。当批评成为习惯，我们更应该庆幸，中国的教育还是有希望的；如果有一天，我们连习惯性的批评都听不到、都不敢听的时候，中国的教育、中国语言文学的发展是不是就愈加困难了呢？

　　最后，顺便说一句：“语文究竟应该怎么教”？我想：对于这个问题，做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恐怕不一定非得找批评者王蒙要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