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类传播媒介，当务之急需要考虑传播的有效性，需要倡导适合自身的新文风，需要对活生生的现实保持高度敏感，让经验从逻辑中解放出来，更需要对用活泼的文风表达高深的问题持有足够的信心！

　　三联书店的《读书》杂志创刊近30年了。这本杂志素来以文风活泼、贴近生活、关注现实、思想前卫而著称，是老中青三代读书人的风向标，对中国读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读者对它的期待很高，对它的苛求也很自然。最近10年来的《读书》杂志大致继承了老《读书》的传统，但也有很大的变化———“文风活泼”、“贴近生活”两项省略了，“关注现实”、“思想前卫”两项保留了。如果将上述的四个特点割裂开来，那么，后面两项符合学术研究的思路，前面两项是普通读者的期待。只有将上述四个特点合而为一，那才是《读书》杂志应有的风格。

　　近年来的《读书》杂志依然关注重大的现实问题，有很强的问题意识，经常能够切中当代的要害，比如对三农、全球化、东亚、女性、社会公平和正义等问题的讨论。同时，它依然走在思想资讯传播的前沿，第一时间将国外最新的学术成果介绍给读者。遗憾的是，它没有保持“贴近生活”、“文风活泼”的特点，思维僵硬、文风偏枯，生活气息不足，有小圈子气，许多读者望文生畏，剩下一些铁杆捧场者。20世纪80年代，《读书》杂志带给更多读者的那种思维乐趣、言说冲动、批评热情逐渐淡出，它渐变成发表学术论文的地方，变成了高校考核中的核心期刊，趣味似乎更符合那些问题意识不够清晰、资讯短缺、但又急于想跟国际接轨的“学者”。一本与“生活”、“读书”、“新知”相关的杂志，如果不能激发更多人读书的兴趣和思维的热情，而是造成了他们对读书或新知的恐惧。

　　中国人有一个老毛病：碰到困难就往后退，到老祖宗那里寻求支持，而不是勇往直前，自己寻求解决方案。因此，我们不断地听到一些“让《读书》回到80年代”的怪叫声。这怎么可能呢？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

　　80年代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主体性”问题或者“文学”问题，今天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公平正义”问题或者“思想”问题，他们能够互换吗？从一位普通读者的角度来看，我欣赏10年来《读书》杂志敏锐的问题意识，但不喜欢它的过于学术化的乃至“欧化”的语言。所谓的“文风活泼”，不是要回到那个浪漫抒情的80年代，用夸张的“诗人语言”说话，而应该继续扎根于复杂的当代现实和当代经验，学会用清晰明白的“公民语言”说话。诗人的语言是夸张“怪诞”的。学者的语言是严谨“枯燥”的。公民的语言应该是清晰明白的。做到清晰明白其实并不容易，仅仅靠满脑子的“问题意识”和西方学术名词是不够的。如何在关注当代生活和当代经验的基础上，真诚地与读者和各种其他话语势力对话、辩解、陈述、商谈，是我们大家都要急需学习的言说技巧。

　　高深的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理论问题，时髦的公共性、现代性、民族性、他性等各类“性”问题，如何真正成为公众或普通读者所关注的对象，从而激发读者思维的热情和公众参与的热情？无论是职业编辑还是专家学者来编《读书》这本杂志，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类传播媒介，当务之急需要考虑传播的有效性，需要倡导适合自身的新文风，需要对活生生的现实保持高度敏感，让经验从逻辑中解放出来，更需要对用活泼的文风表达高深的问题持有足够的信心！如果没有信心，甚至没有培养公民意识和练习公民言说的想法，再换几个主编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