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年来《读书》的编者有试图为中国社会的现当代变迁把脉的雄心，其每一期的刊头文章，都可以看作是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

　　近日来围绕《读书》杂志所引发的话题及争议，其实所有的指向都是希望《读书》能够办得更好。我担忧的是，这一事件会不会导致一种人文理想的没落？1996年以来的《读书》，重心由文学转向思想，刊物由与文学大众的亲密关系转向与文学大众保持谨慎距离的立场，这一转向，多多少少克服了80年代泛滥成灾的浪漫情怀、民粹激情。

　　从《读书》十年来的文章选择，可以看出编者有试图为中国社会的现当代变迁把脉的雄心，其每一期的刊头文章，都可以看作是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如果对1942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稍有了解，就知道，这些作者的思考远远超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热衷于二度感恩与再度诉苦的“思想反省”，他们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变化远不是单纯的前后殖民理论、阶级理论所能简单解释的，他们为中国的前途提供了思想争议的可能。

　　十年来的《读书》在开拓人文领域方面的努力也是一种先见。以前说起人文，大家就以为只有文学才配称人文，上世纪80年代的文人堪比今天的李宇春。但在1996年的《读书》就有人文比文学更广的先见，而这一时段，本应先锋的中国高校尚未掀起文化研究的热潮。十年来，《读书》收入不少思想、政法、造型艺术、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这种专业眼光与人文胸怀，也是其他人文杂志难以比拟的。更为难得的是，在众多人文刊物转向私趣味的时候，《读书》对三农问题的理析与呼吁，也先于同行，尽管，这些举动，带有人道主义的激情，但这种富含同情心的人文理想，对那些肆无忌惮的剥夺行为，总算是一种文字抗议。无论他们的思考是对的，还是错的，都是远见。

　　但是，这些话题，都过于严肃甚至理想化，不适合大众娱乐时代。所以，人们要么怀旧，要么盼新，惟独不怜惜眼前。

　　今天的《读书》影响增大、读者减少(据说是因为读不懂)的尴尬境地，如果一定要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源于策略问题，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读书》进入了学院派的评审体制———因其盛名所致，《读书》竟然出现在多所著名高校列出来的核心期刊统计表上。这把知识分子的范围无形中缩小了，人们一看《读书》目录，还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跑到高校里去了。殊不知，现今不少高校所发扬光大的，并非思想的独立精神，而是八股作风、犬儒德性、官僚习气。《读书》有时候的不知所云，某些生涩又做大的作者难辞其咎。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对《读书》杂志始终充满敬意，因为，无论陈原、范用时代，沈昌文时代，还是汪晖、黄平时代，《读书》的人文风气是无法复制的，而能用人物时代去代称的刊物甚至出版社，在内地数不出十个。

　　将《读书》杂志暂时的读卖滞销，都推给某个人，有失公允。事实上，他们努力尝试的人文理想之没落，反倒衬托出中国思想界的有限肚量、民众阅读心性的悲哀实况和学院知识分子的难堪局限。但愿以后的《读书》不会让人文理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