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被警告的六处遗产，问题主要是过度的商业开发和修复工作要与世界接轨。即使最终被列进“濒危名录”也不是一件坏事。这不过是对中国遗产保护现状敲出的一记警钟。

　　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传出中国的六处世界遗产被警告、面临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消息。按照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的说法，这被警告的六处遗产，问题主要是三宗，归结起来其实是两条，一是过度的商业开发；二是修复工作要与世界接轨。

　　世界遗产遭遇过度商业开发的问题由来已久。部分地方政府早就把“遗产申请”看作是旅游业开发的一张特殊门票。其实有这样的思路也并不奇怪。申遗成功者确实给后来者造成了巨大的示范效应。2000年，“丽江古城”被列入“名录”后的第三年，其旅游综合收入就超过13亿元，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了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黄山1990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旅游接待量由原来的每年数万人次上升到如今的135万人次，旅游收入由数百万元猛增到数亿元。

　　然而，在取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高速发展的旅游业也给这些遗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在丽江，一些与旅游业相配套的建设项目缺乏规划依据，部分项目出现严重的商业化、人工化倾向，即使在旅游者中也因此出现口碑下降的局面。黄山也出现了广建索道、宾馆扩大旅游接待能力，破坏自然环境的状况。这次面临警告的六处遗产项目，有些已不是第一次因为过度开发而接受重新评估。“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的问题已然为中国的遗产保护工作带来了严重问题。

　　遗产的修复工作，问题要复杂一些。“接轨”一说大抵说的是修复理念问题。由故宫、颐和园、天坛等古建筑群重修带来的争议一直存在。在去年的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与会者就对这几处古建筑群的重修工作提出过质疑，认为目前的保护维修工作太过仓促，缺乏维修依据。不过，目前国际通行的遗产保护理念，大都源于西方实际的遗产保护经验，不一定符合东方遗产的特殊情况。以古建筑而言，西方古建筑多为石质，在修复的过程中常常使用与原材料不同的石材，以区别新旧。而东方建筑以砖木结构为主，木构件外通常施以彩绘，因此不容易作出新旧的区分。用西方建筑保护的理念生套东方建筑，显然会出现争议。也正是如此，今年5月，国家文物局与世界遗产中心等机构在北京举行会议，并通过《北京文件》，确认了《世界遗产公约》下对遗产真实性的界定。

　　然而在故宫、颐和园、天坛等地的重修工作中，技术细节显然比理念更成问题。此前有南方某媒体调查称，故宫的重修工作出现了一些技术性的问题。由于工程过于庞大，技工相对短缺，一些修复活动只能由普通工人“照猫画虎”。这使重修工作打了一些折扣。同时由于传统技术消亡以及名贵材料的短缺，一些重修工作也只能因陋就简，造成了一些遗憾。这样的遗憾，显然不是“理念差异”能一笔带过的。

　　其实，入列《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并非什么可怕的事情。这一名录从1972年就已经开始使用，至今全球800项遗产中，仍有30项处于这一名录的特别关注之下。《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以及与之相关的救援方案，目的都是为了恢复遗产的价值，使之尽快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因此，一些国家在面临遗产保护不利的情况下，甚至会主动申请将本国遗产列入这一名录，以引起全人类的关注，从而获得专业的救援。

　　由此可知，倘若此次世界遗产大会答辩不成，中国的六项世界遗产最终被列进“濒危名录”也不是一件坏事。这不过是对中国遗产保护现状敲出的一记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