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琼这一独特的个案完全吻合时下大众对于诗人的想像，这种从生存处境想当然推导诗歌优劣的视角非常危险，它无形中在给所有非打工诗人套上沉重的十字架。

　　说来惭愧，我是在最近媒体对郑小琼连篇累牍的报道中，才注意到这位优秀的诗人。这个名字于我并不陌生，我应该在诸如《诗歌与人》、《中西诗歌》等诗刊中看见过她的名字和她的诗，但是我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这可能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我对于近年诗坛不少人提倡的所谓关注底层的诗歌潮流有一种本能的反感，那些粗陋的诗篇旨在兜售的悲悯和良心，在我看来不仅遮蔽了诗歌最本质的美，而且往往不自觉地走向它们初衷的反面，也就是隐藏着某种恶的狰狞的面孔，对这类诗作我是避之唯恐不及。

　　一是实事求是地说，郑小琼早期的作品还远谈不上成熟，它们在意象的表面滑动，尚未触及到事物深层的律动。那种独特的诗歌题材的选取，某种坚定硬朗的诗歌质地，是后来、不久以前她才获得的。

　　上周，我刚刚收到广州诗人黄礼孩主编的《异乡人———广东外省青年诗选》，里面收有郑小琼26首诗，这使我有机会较为全面地打量这位女诗人的写作。排在前面的十几首诗写得清新甜美，但真正吸引我的是从《黄麻岭》之后的那些诗。不错，这些诗处理的是所谓的打工题材，可是在我看来它们首先在纯粹的诗的意义上完全可以成立，这时候再去强调它们的“打工”特性只能是在侮辱这些诗，就像眼下许多城里的诗人屈尊去写所谓的底层诗歌一样。这些诗极为硬朗有力，根本不像出自一个瘦弱的女孩子之手。它们通常是从某种残酷而具体的生存场景写起，而每每却能和生命的某种温暖本质联系起来，像《黄麻岭》、《散步》、《机台》、《他们》、《热爱》、《落日》、《铁》等诗作是近年难得一见的佳作。郑小琼从她打工的东莞小镇黄麻岭开始她的散步，“那不可挽回的时间/照着脸上的河流———我目睹黄昏沿着空旷的大街落下”，的确，就像所有优秀诗人一样，在孤独中她看到了缪斯为她一个人准备的盛大的晚会。她所到达的高度，也早已超越那些留连在城市和自然温暖而颓靡的物象中的诗人———而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当代诗坛的主体。

　　当然，媒体对于郑小琼的关注，更多来自于她的写作和生存环境之间巨大的反差。本质上，大部分人对于诗歌是漠视的，一如之前许多诗歌事件引发的反响。不幸的是，郑小琼这一独特的个案完全吻合时下大众对于诗人的想像，这种从生存处境想当然推导诗歌优劣的视角非常危险，它无形中在给所有非打工诗人套上沉重的十字架(尽管不少诗人根本配不上这样的“礼遇”)，这无疑又是这个庸俗道德主义主导的时代的惯用伎俩———仍然是道德对美的一种束缚。所有优秀诗人都是个案，必须要有这样的意识，才能真正解放整个时代的想象力，才有可能产生多一点风格各异的优秀诗人。只有对于多层次的美的欣赏，而且是纯粹的欣赏，社会才更健康。郑小琼实际的心态远比媒体平和，她的生活和她的诗就像每天的日出和日落那么自然，她坚持在工厂打工也只是出于她对自己这个阶层朴素的情感。

　　至于郑小琼拒绝到作协任职一事，不少人已做过深入的评论。我的态度其实很复杂，一方面作协作为机关，其做派和文学精神几乎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很难想像长期在这样的染缸中能保持敏锐而独立的文学嗅觉；另一方面，也希望郑小琼能就此摆脱过于劳累的工作，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写作。但愿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

　　上周末，在民刊《诗歌与人》举办的一个诗歌活动上，我见到郑小琼。她有着典型的珠三角打工妹的形象：身材瘦小，廉价的牛仔裤衬以白色的衬衣，头发简单地扎成马尾；但同时她也具有一个优秀诗人全部的内在气质：敏感、自尊、坚定、害羞和沉默。两者和谐地共存在她身上，难免不让人感慨造物主神奇的手笔。祝愿她写出更多更好的诗；当有机会改善生活环境的时候，也希望不要草率地拒绝，因为她所到达的高度可以保证她在别的环境里同样写出好诗———尽管它们可能不再是“打工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