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与媒体每每提到郑小琼时，就必定在诗人前缀以修饰。这预示着“打工”已经超越“诗人”成为实质，而“诗人”反过来成了“打工”的点缀。

　　诗人郑小琼因为受到“人民文学奖”的赞誉而名满天下，现在，她又因为拒绝进入当地作协工作，再度成为话题人物。郑小琼今日能得到如此关注，努力当然是第一位的，有两则外围因素也不能不提：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问题”正让每一个人如坐针毡，“民工荒”之后，依然是难以驱散的窘迫。

　　这样的现实背景烘托了郑小琼的身份，让她获得了此前诸代“打工诗人”无法获得的普遍关注；另一方面，作协及相关方面终于意识到年轻力量的崛起，将“传帮带”列入议事日程。郑小琼尽管早有诗名，但最终赢得“人民文学奖”的原因，与她的“80后”身份关系密切，她握着的奖杯，也分明刻着“新浪潮”的字样。在各地方作协与“80后”联系日益密切的时候，身份特殊的郑小琼自然更容易受到奖掖。

　　来自公众的关注与相关方面的奖掖合力将郑小琼推到了前台，却把新的问题抛了出来。

　　大多数文化从业人员保持着对标签警惕———尤其是贴在自己身上的身份标签。作为一种符号，标签将写作者身上的某一片断无限放大，使之轻易地遮蔽作品本身包含的其他可能。当标签的功能被发挥到最大时，甚至可以将作品与作者简化，抽离其他部分，仅保留标签本身———既然用骨骼就可以搭起一个完整的人，还要血肉干什么？这不是玩笑。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赤裸裸的事实。

　　标签对书写的危害还在于，它甚至越俎代庖地成为写作指导：你应该这样这样，你应该那样那样，你写口语诗你就是梨花派。

　　因此，女权主义干将说自己“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后现代主义学者说自己“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80后”青年说自己“不是80后”———至尊宝说“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本来，“打工”仅仅是“诗人”的一个修饰成分。所谓修饰成分，意思就是如果砍掉这个部分，被修饰者依然成立。现在的问题是，公众与媒体每每提到郑小琼时，就必定在诗人前缀以修饰。这预示着“打工”已经超越“诗人”成为实质，而“诗人”反过来成了“打工”的点缀。当代中国人与诗的关系早就出了五服，对“打工”、“底层”的强调已经使之成了贴在郑小琼身上的标签。她的诗似乎只是为了向公众揭示民工这一弱势人群的存在。这显然是对“诗人”这个身份的误读———如果仅仅需要触摸痛处，观众应当翻阅报纸，那里有最直接与最精确的叙述，甚至无须打开报纸，看看自己的前后左右上下，残酷的现实就在离每个人不远的地方。

　　诗人的工作，毕竟不能混同于一般深度报道记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评论者对郑小琼的作品有诸多好评，但大都仅仅停留在“疼痛感”、“第一线”、“底层”、“真切”。这或许不仅仅是身份标签给她带来的影响。从语言到诗艺，郑小琼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能摆脱工厂押金给她带来的困扰，她还是应该抬起头走进作协的大门，以纳税人的支持解决自己的窘迫，使自己更从容地磨砺词锋，以更优秀的作品回馈公众。这与耻辱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