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虽然居住在平坝，却是人多土地少，田比土更少。因此常年都是吃以包谷为主拌上极少数大米的两兼饭。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是收谷进仓时节偶尔吃顿把净米饭。我九岁那年，“大跃进”，稻谷大丰收。生产队里割了两天的谷子，准备晒干后先分点给每家每户尝新。那天下午，夕阳西下，晒谷场上热闹非凡，将要开称分谷子了。火红的太阳照着黄金灿灿的谷子，大人娃儿们笑在脸上喜在心头。母亲和大伙在忙着作准备工作，我和小伙伴们在一起嘻戏玩耍，欣喜若狂。在玩耍的过程中我见我母亲和二爷在嘀咕着什么，母亲便离开晒场走了。由于正耍得起劲，我也没有理会他们。过了一会儿，母亲在远处喊我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母亲对我说；“你爸爸不得教书了，遭开除了！”当时，我感觉到真是睛天霹雳，一下子懵了。夕阳下，黄金干色的谷子和那些快乐的小伙伴，统统都使我感到讨厌起来。就连刚才那金湛湛的夕阳也掉到了西边的山颠上，红扯扯的活像一团死马肉，戳在那尖尖的假角山上，越来越黯淡了。我便搭拉着脑袋，跟在母亲背后，回到家，看见婆和爸爸在睡房里(当时，我家和二爷家住在一起，是十几口人的大家)伤心，悲哀极了。爸爸在给婆说：“妈，我对不起你，我被开除回家搞农业生产了，但我是被冤枉的。”爸又对我说：“群儿，我以后没得钱给你买新衣服了，没有钱给你买扎头发的花了。”我依偎在母亲身边，和母亲抱头痛哭。我对爸斩钉截铁地说：“爸，你回来做农业。没有钱，不要紧，我割猪草卖了，给你买烟吃，给婆买衣服……”我们四人哭成一团，那场面离现在已四十多年了，但却记忆犹新，让我刻骨铭心，至今难以忘怀。

　　父亲在有工资的时候，除了他必须的开支外，全部钱交给婆统一安排，从未私下拿钱给过母亲。当时已有了二弟、三弟、四妹，我们五娘母的吃、穿等一切开支，一律由婆统一与二爷家的一并安排。一视同仁，或者更偏向二爷一家，婆的一贯说法是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母亲也不便说什么，父亲总是对母亲说：“妈啷格做都可以，一切听妈的。”以现在的说法是很顾全大局的。

　　父亲回家当农民了，一大家子便没有了固定收入，整个家庭处于经济十分拮据的状态，父亲便动脑筋，想办法挣钱交给婆安排家庭开支。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休息时观察哪些河段有鱼及鱼的活动规律，晚上用竹子杆杆削成打鱼的竹夹，细细的，尖尖的，我拿来夹在我指头上精痛。到深夜安放在鱼常活动的地方，第二天，天刚发白，父亲便下河取鱼，十有八九，马到成功。大清早，我和婆提着鱼上街去买，每次都是刚进城鱼就买掉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此解决了家庭的油、盐、照明等问题。

　　这种比较平静的生活过了一年左右，人民公社建立了大食堂，都在大食堂吃饭。紧接着过粮食关，全国人民都饿饭，大闹饥荒。很自然的就和二爷们分家各自居住了。在那可怕的年代里，冰天雪地的大路旁，草杆树下，烈日当空的田坝里，常有饿死的尸体倒在那里，没闭上的双眼愤怒地瞪着天空。很多家庭为了争吃食物，打得头破血流，可我们家比一般家庭要好得多。那都是父亲千方百计，见缝插针，寻找机会，尽最大可能让我们过得好一些。他首先，给母亲找了一份有“油水”的活儿，在当时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那就是在马店当炊事员。马店在北门砖瓦厂，离我家大概半华里距离。炊事员是天天要和粮食、菜、饭等宝中之宝打交道，而且马饲料(黄豆油饼)在当时也是高级食品，是打着灯笼火把都找不到的珍贵食物。那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隔三差五，我背着四妹到马店去饱餐一顿，家里六个人的饭让父亲及两个弟弟吃，那自然是比较厚份的了。不过，我在去马店的路上总是颤颤兢兢的，因为老要碰到被饿死的人睡在公路旁或者草杆树下，这时候，我的双手会紧紧地反捏着背上的两岁左右的四妹，否则，我的背心痒酥酥的，害怕得要死。

　　在饿饭那年，蔬菜及大窝南瓜长得特别好，真是丰收喜人。父亲认识到，白菜之类的蔬菜吃多了光糙人，又没有油水，成天感觉捞肠寡肚的，父亲便把所有的钱全部拿到外婆家去请他们给我们买了很多老南瓜当主粮吃，堂屋里堆了大半堂屋，边吃边买，仿佛从没少过一样。那段时间，是老南瓜滋养了我们。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对老南瓜仍然情有独钟。

　　我父亲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个弟弟，唯独我父亲从小聪明、乖巧、记性好。我爷爷在我父亲几岁时就走了，全靠我婆支撑家庭，无论有多困难，都让父亲及他弟弟上学读书，由于他弟弟读书不得行，很多字是写得起，认不到。婆觉得实在是培养不出来，因此，就随他读了个半途而废，只让父亲一人继续读。由于父亲勤奋好学，再加上聪明，学习很有长进，因此，全家人都很喜欢他，宠爱他。从不让他做任何事情，只专心致志地读书。所以，父亲的文化很高，教书也很棒。

　　父亲被开除回家后，家庭的重担来势凶猛地全部落在了只能文，不能武的他的身上。好在母亲是个很能干、很贤慧的良家妇女，在父亲心力交瘁的时候，她更加无微不至地关心父亲的饮食起居。还时不时地宽解他，母亲常说：“人啷呃都是过一辈子，怄个啷呃怄！不教书我一家人也要吃饭！”在母亲的鼓励支持下，父亲的毅力及责任心是非常出色的。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光有文化是求不到吃的，是不关火的，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张口要吃，伸手要穿，要读书，要用钱。因此，父母亲倾其所有，哺育、培养了我们，最终使我们个个都脱离了农村，从学校门直接到工作岗位，而且现在我们兄弟姐妹七个都有着相对稳定的工资收入，终生衣食无虞。凡是了解我们家的长辈都说：“大哥(我父亲)有远见，一般人的思想都是着重眼时找钱，娃儿只要有十几岁就让他们劳动，挣钱、挣工分，帮助大人们料理家庭，他好松松活活过一辈子。我们这些大老粗就不必说了，考虑不到那么多。有文化的人和我们的想法就不一样，他是奔死奔活让娃儿(不管姑娘儿子)们读书，为的是长大了不搞农业，不下体力，吃笔墨饭，拿等等钱。”人家的父亲对子女的要求是急功近利，我的父亲对子女的愿望从小学知识，学本领，成人后有真才实学，脚踏实地地做事。父亲常告诫：“做人不要像山间的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家乡方圆几十里流传着一种说法：“玉龙桥有三令狐，令狐荣德会写，令狐荣焱会算，令狐荣烈会说。只有令狐荣德的娃儿些全部出去工作了”。

　　读初中二年级时，我见父母亲实在是太辛苦了，几乎每天都是天不亮起床，披星戴月地在外面奔波，回家后人在哼，猪在叫，要煮饭，煮猪食等一大摊家务要做，还要深更半夜抽时间洗涮缝补。见此，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再读书了，便自动放弃了学业。父亲知道后，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同时他也很难过，恨铁不成钢啊！我还是坚持不去上学。无奈之下，只有依了我。我个人的想法是退学后，和母亲一起出工，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挣工分来减少点父母亲的负担。可父亲的想法是既然不读书了，就在家学做家务，学针线活儿，有机会学点哪样技术，决不让我去坡坡上做蛮活儿。我与父亲之间，各有各的想法，相互都在为对方着想。我坚持我的意见，照样天天出工。一天，我悄悄听见父亲很生气地吼母亲：“你好好地给润群讲一下，姑娘家不读书，不在家做家务，不学做针线活儿，不学点有用的真本事，整天在山坡上跳，光做蛮活儿干哪样？我不希望她现在为我们做什么，只望她以后的一辈子好过。”我听了后，我很感激双老，也很难过，我为什么没能理解双老的一片良苦用心呢。我开始思考，我要按父亲的想法实施我的人生。我非常后悔我离开了学校，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当时，小学升中学是很难得的，我记得我们班五十几个同学只有我和一个姓成的男同学考上了初中，其他几十个同学均失学了。我的退学让大家都为我惋惜。

　　父亲对于我一意孤行的行为极为不满，但他并没有对我失望，在他的观念中，就是不让我下体力，靠做苦工找饭吃，而要有独立的生活能力，一辈子不依靠任何人。为此，父亲时时钻水打迷头地寻找让我离开农村的机会。在我十五岁时，听说楚米煤矿要招工，便在大队、公社托人找关系出证明，介绍我去楚米煤矿应试，去煤矿后才知道不收女性，无奈。后来，父亲又打听到遵义财校要招生，他又想办法谋关系，让我进了财校，这样才为我的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就是这种思想理念，我们的父亲比人家的父亲多付出了许多。他历经艰辛，确实是倾其所有，包括人格、自尊、劳力等各个方面。他拼命劳动，节衣缩食，做神弄鬼，四处求人，忍辱负重，不惜个人一切代价为儿女们造福。

　　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干过最底层人干的既苦又累又脏的活儿：到煤窑里面拉煤。运输工具是一块方形的木板下面安两个滑轮，木板上面放个稀眼背篼，大概一背煤有一百斤左右。从煤洞里把煤拉出来，父亲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周身都像煤一样黑，只见一双眼仁是白的。父亲用人力车拉煤卖，不管是火热的夏天，烈日当头。还是寒冬腊月，冷风习习，天天出勤，从不间断。我记得，我读初一，一天放学后，母亲说：“你爸爸今天已经拉了三趟了，你去给你爸爸推一下车吧，黄家嘴那截坡有点长，很费力。”我小跑似地走到蔡家弯，远远地看见父亲深深地拱着背，汗水像洒雨一样，跟着额头往下流，艰难地拉着车，慢慢地走着。我急忙到车后面推着，到黄家嘴那条长长的(当时觉得很长)坡时，我看见父亲的腰更低了，头离地面越来越近了，汗水顺着粗蓝布汗褡从颈子到背心到衣角的下摆流了下来，汗流浃背地左上侧一步右上侧一步艰辛地挪动着。我在后面推着，看着，想着。我的心在流泪：“父亲啊父亲，我作为长女，我再也不读书了，我要为你分担一点劳累，分担一点责任把弟妹们拖大。”好不容易上完了坡，接着又是下坡，把车后面的刹车棒拖出来，再压住车扶手前进，我到前面和父亲并排压着车扶手走，父亲却很开心地逗着我说：“做哪呃事情都要动脑筋，拉车也一样，上坡要走拽步，下坡要走直步，才轻松，省力。”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爸爸在上坡时一拽一拽的走。这是他的经验之谈。

　　拉人力车持续了几年，母亲觉得人拉车太苦了，提议买匹马，用马车拉煤，这样就在二姑处借钱，买了马、马车。从此父亲走上了赶马车的生涯。

　　父亲打小爱动脑筋，六十年代初经济意识就比别人要超前一些。他认为当地的马价高质低，他便一人到安顺去买。去安顺买回马后，父亲也不再光拉煤卖了，还拉其它货物，不只在桐梓境内拉，只要有货拉，有钱进，来者不误。唯一的条件是有钱就行。诚然，收入也相应增加了。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吧，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好景不长，马儿又病死了，父亲沮丧了很久。抽成全家吃了几天的死马肉，吃得我们弟兄姐妹乐哈哈的。

　　马儿也死了，拉煤卖的人也多了，竞争太大，父亲按照市场规律你无我有，你做我不做的原则改行了。我记得他先后干过生产队记分员、学做粉条卖、水果贩运、转手倒卖等多种谋生之道。

　　我特别难忘的是他到务川的一个石厂打片石。去了一段时间后，母亲告诉我说：“听说你爸爸在那边打石头，活儿很重，又危险，干脆写信叫他回来算了。”当时，我也不太明白父亲究竟干的是什么危险的活儿？只好按母亲的吩咐给父亲写了信，可是又不知道详细地址，只晓得是在务川，信无法寄出。母亲又说去请人带信，隔了几天又说没有找到带信的人。就这样，我们母女俩只能在家焦急地等待父亲的回来。等人的滋味是很难过的，在那漫长的等待中，成天是坐立不安，像热锅上的蚂蚁，六神无主。一天下午，父亲突然风尘仆仆地迈进了家门，我们高悬着的心终于落回了原来的地方。我看见父亲穿着一条白色的短裤，样子很滑稽，忍不住问父亲，你哪呃穿这种裤子？(当时穿白色的裤子很罕见)，父亲说；“没有衣服穿，又没有布票买，这都是托熟人买的。在那里做活穿的衣服太烂了，又脏，只得甩了，所以回来时买了这条裤子穿着回来。”可想而知，父亲在外面的生活之艰辛程度，可说是衣不遮体吧。很多年后，我在槐子树(地名)看见那些开石厂、打石头的下力人的工作环境之差，工作之累，危险性之大，让人看了简直是毛骨悚然。他们是用绳子套住腰杆，在半山悬起。用大锤击打钢钎，凿出炮眼，然后用炸药放炮，把石头炸烂，大小不一的石头顺山垮下来。这工作是非常险的，稍不注意，老命都要赔上。据说，红庄有户开石厂的业主，俩夫妇都先后死在了工地上。父亲是用他的生命作为代价来换取我们的幸福。我们的父亲为儿女甘愿承受着生活中难以想象各种苦难，义无反顾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父亲有一股倔强的执著的毅力，自一九五九年被开除回家后(开除的理由是国民党员、三青团骨干，但当时是在爸爸不知道的情况下别人给他拉了个三青团员名单，并非是什么骨干)，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向有关方面的申诉。不管是生活的压力，经济的拮据，劳动的折磨，无论社会对他怎样的不公，他都坚持三天两头地向中央、省、地、县申诉，毫不松懈地要求澄清事实，讨回公道，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四处奔波。我依稀记得，在我进财校之前，我都不止一次到邮局寄过用牛皮纸信封装的申诉材料。我真是佩服爸爸的自信心和决心。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于七十年代后期，父亲在全县最早得到了甄别，平反昭雪。圆了他老人家的梦，恢复了工作，重新走上讲台。现在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坐享天伦之乐。

　　"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这是父亲退休后不甘寂寞的又一研究课题。刚退休的那几年,父亲整天毛焦火辣,愤世嫉俗,难过终朝.女儿女婿外孙女为帮他解脱,劝他参加诗词学会学写诗,开始他不乐意,孩子们陪他参加了几次会,他来劲了,就象驶上了快车道,再也停不下来.虽然是教书的，但他对写诗还是比较陌生，必须得从头学起.刚写诗的头两年，不管哪个时候看见他，都听见他口中念念有词:"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无论是他见到儿女或者孙辈只要是懂拼音的,他都要把他写的诗稿拿来向其请教，是否押韵，真是不耻下问.遇到老诗友更是问个不停,父亲的毅力和执著是可歌可敬的.虽然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但毅力不减当年，旺盛的求知欲要胜过很多年轻人，写诗的浓厚兴趣支撑着他辉煌的晚年.在他生病的时候，思想不愉快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幸福的时候，他都有感而发，诗兴大起,用诗歌来抒发感情。父亲思维敏锐，不管在哪种场合，他都用心去搜集素材，用心去思索,所以写出并在省地县诗刊发表了各种题材的诗近三百首.据他老人家说，诗歌只写到今年底,准备改行写对联了，确实是老有所乐，老有所托，真是夕阳红彤彤，情操意浓浓，生活甜蜜蜜，晚景乐融融。

　　2004.4.23. 拟游海南岛未能成行之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