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有关高考的纪念、反思文章多了起来。不同一些“深情怀念”的性情文字，南都6月7日社论毫不掩饰兼毫不留情地指出，高考需要改革，改革根本在于高校独立性，为一众纪念文章涂上一层理性色彩。

　　高考如何改革，思路和举措可能众说纷纭，尽管南都社论振振有辞，但对一个牵扯千万考生、事关国家大计的体系变动，到底也是一家之见。以笔者浅见，不对高校生存的社会土壤加以“调适”，只在校内改革一切只会枉然。让行政机构回归服务职能而不是管理与压制，高校自然不会出现行政化或衙门化问题，但如何让行政机构回归服务职能，显然需要推行更深广的体制改革。

　　基本而言，任何个体或集团具备独立性，一般具备三个权利：人权、事权和财权。高校何以独立呢？说简单点，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校长和雇员，拥有独立的资金来源，不受制于财政上的压力与掣肘。单就这两点来看，现今高校根本无独立可言，学校高层世人一纸任命，高校运行每年指望财政拨款。如果高校能像美国那样依靠校友捐款运转，自然就不会“吃人家的嘴软”，腰板也会挺得硬朗。

　　就高校保持独立问题，学者郑文在《论我国大学权力的重构》一文中曾有精彩见解——保持大学独立性需要建立大学法人制度，通过大学法人制度保障大学独立办学的地位。

　　“大学独立法人地位并不等于政府的不干涉，而只是将大学的权力、地位和责任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既能获得法人的权力，但也有必须作为独立主体争取资源、满足国家利益、履行法人的义务。”高校作为独立主体争取资源，是这段话的核心所在。只有以独立主体争取资源，才能确保人权、事权和财权的独立，才能最终确保高校的“人格”独立。

　　高校独立，思想独立，学术独立，体制独立——强调理念容易，付诸实践困难。归根到底，思想独立、学术独立恐怕在于主体争取资源的独立，但高校做得到、允许这样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