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企只上缴税收不上缴红利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也即将开闸。接下来，有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合理性，有关国有企业利润提取分红和进行再分配的正当性，特别是国企分红之后是否能真正用之于民，则是公众拭目关注的焦点。

　　此前有关国资预算的争议经年不断，然而，有关国资预算的规则似乎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与此相应的是，近年来，在相关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结果中，国资委出现下属单位大量挪用国家建设资金，财政部的专项转移支付管理也非常混乱。从这些情况来看，当前，只有保证国资预算由人大进行审议和监督，保证相关预算的分红用途足够精细，国企分红才能算顺利开启第一步。

　　不过，此次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原则，似乎很难带给我们足够的信任与期待。很显然，诸如“统筹兼顾、适度集中”、“相对独立、相互衔接”、“分级编制、逐步实施”这样的预算原则，弹性空间太大，显然极为空泛，不具备可操性。特别是在相关的预算原则，我们看不到有关法律与人大对预算进行监督的具体规制文本。此外，将地方试行的时间、范围和步骤由各地政府决定，如此的放权，很容易形成“监督真空”，令人担忧。

　　此前围绕国资红利由谁接受，就已经说明，国企红利最终落在哪个盘子里，绝对没那么简单。比如，去年国资委强调，在国企分红的前两年，红利应主要用于完成企业的改革重组之类的言论，都让我们看到，虽然国企预算体系是公共财政里面的一个子体系，但是，国资委却要将国企红利用于“内部流通”。现在，随着国企分红的开闸试水，相关博弈势必更为深入，更何况，要把国企红利顺利的收上来，相关部门与国企本身也必然产生新的博弈关系，由此我们不得不担心，会不会因为国企分红，造成垄断行业拥有更大的特权。

　　本来，国企红利应该归于公共财政，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也就是说，国企红利必须纳入公共财政体系，依据合法性程序，来施用于公共事业与公共服务。事实上，即便是从世行报告所说的“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和改制收入属于公共收入，应当向国家分红，上缴财政部，有关红利支出的决定应该纳入统一预算，由全国人大批准”中，我们也可以清晰找到国企分红接收与使用的合法途径。然而，种种现实情况却预示着，真正实现国企分红最大程度的惠泽于民的诉求，任重道远，我们难以乐观。

　　因此，面对即将试行的国企分红，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相关的制度是否已足够的完备？相关的程序是否已具有足够的正当性？毕竟，如果国企分红绕开必须的程序正义，就不能让国企红利真正转化为公共财政收入，纳入公共财政管理程序，纳入到具体的法律与人大的监督程序下，那么，对于国企分红，我们就不能保证其作为公共财政必须的良性配置，也就谈不上由此实现公共财政使用的公平与效率了，恰恰相反的是，这样的国企分红，反而会造成公共财政被浪费和瓜分的格局，国企分红离还利于民仍然会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