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唱歌能养家未必不是好事

　　新京报：作为70年代民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1976年淡江民歌演唱会中，你们提出“唱自己的歌”的理念，你当场演唱的那首根据卑南族民歌改编的歌曲也被认为是台湾第一首“自己的歌”。

　　这次演出，很多人也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对您和民歌运动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胡德夫：我从小在大武山下的部落里长大，但是11岁的时候，我到城市里读书，一直还过得不错。70年代初，当时我在作业务员，因为父亲的病需要钱，所以有朋友介绍我去哥伦比亚商业推广中心唱歌。后来那里就成为民歌运动最早的摇篮。一开始，我们唱的都是英文歌，BobDylan之类的。有一回，李双泽一定要我唱一个卑南族的歌，我当时其实并不那么清晰的记得那首歌谣是怎么唱的，只能凭借自己的记忆来唱。但是李双泽听到之后觉得非常兴奋，还为我办了“美丽的稻穗”原创演唱会，当时的海报都是我们一张张手绘的。演唱会当天爆满，很多人从头跳到尾，我第一次明白原来大家对“自己的歌”有着这么大的渴望。

　　新京报：李双泽对您有着不小的影响，他离开我们也30年了。

　　胡德夫：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杨弦属于那种说话不多，但是喜欢吉他技术的。可是李双泽则是用力狂扫弦，唱歌也不修边幅，声音极难听的那种。

　　但是他很有才华，写了《愚公移山》、《美丽岛》，可惜的是，他是昙花一现，1976年他就走了。之前他在1974年帮我办了第一次不完整的民歌创作演唱会，那时候他还帮杨弦发表了《乡愁四韵》，请余光中老师朗诵的。这些年他的《美丽岛》我还是会经常唱，每次唱的时候都会想起他。

　　新京报：作为民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你在民歌运动最为兴盛的时期离开了，直到2006年才因为唱片和金曲奖重回人们的视线。基于什么样的想法，才会有这样的选择？

　　胡德夫：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一个台湾原住民大批涌入城市打工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了解到他们的生活，而作为同胞，我觉得我似乎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去做。1984年的海山煤矿爆炸，我去现场参加救援。放眼望去，到处是阿美族同胞的尸体。没有亲眼见到的话，你无法感受到那种震撼。为什么作为一直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自从这次事件之后，我决心投身原住民权益的争取这项社会活动。我不是一个好的运动组织者，但我是原住民，我要为我们歌唱。《为什么》就是我为海山煤矿爆炸而作；而《大武山美丽的妈妈》写的其实是原住民雏妓的问题，《最最遥远的路》是写给那些远离家乡在外求学的原住民孩子的。

　　新京报：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胡德夫：我现在有一个很年轻的太太，原来我是想静静地在山上，但现实毕竟是现实，假如能用我的歌唱养自己的家人，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2 世上没有什么比音乐更纯洁

　　新京报：在北大的演出上，你和你的年轻伙伴们演唱了郭英男曾经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演唱过的《老人饮酒歌》。这些年，您也一直在系统收集整理原住民民歌，推广“海洋布鲁斯”。也并没有远离原住民的社会运动，音乐是你参与运动的武器吗？

　　胡德夫：我们的祖先早就告诉我，歌唱就是生活，就是态度。我经历了很多人和事情，之所以现在把整理原住民的民歌作为我的主要工作，是因为我相信，世界上再没有像音乐那样纯洁的东西了。

　　新京报：刚刚的演出上，您还说原住民歌谣是最美的音乐。你觉得这种音乐中最动人的是什么？

　　胡德夫：最动人的其实在于音乐本身。你注意的话可以发现，原住民民谣里面很少有确实的词句。大部分都是“咿呀”的虚词。以前只有原住民的时候，我们没有文字，什么都没有，没有那么大的道理，但我们知道怎样互相分享，互相爱护；但是自从有文字的人来，带来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个字，我们看到的却往往是互相的撕裂。没有实词的歌声不妨碍我们通过音乐表达喜怒哀乐。民谣就是生活，那个声音是来自我们内心的。就像郭英男的歌声一样。没有人知道他唱的是什么，但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被他的歌声所感动。而且海洋布鲁斯往往都是很明亮的调子，不像黑人的布鲁斯那样痛苦。跟郭英男老先生相处的几年，他说，歌是什么？是生活，是态度之外，在身体里的东西。

　　新京报：除了原住民歌谣，您自己也创作了不少歌曲，据说你对乐理知之甚少。

　　胡德夫：很多的歌词是看到后发展出来的，要不就是自己写的。旋律有些是小时候听到的旋律，有些是在钢琴上即兴创作出来的。我弹琴很自由的，没有固定的指法，这样的声音出来很自然。我走路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旋律出来，没有别人的影子，没有包袱，这可能就是“自己的歌”吧。我的曲子也不是很复杂，我没什么和弦基础，都是歌跟着手指头走的，弹得比较简单，但也有人后来就问我“干嘛弹得那么复杂？”，其实就是习惯，弹到哪里算哪里。

　　新京报：几十年后再获得金曲奖的肯定，这是你漫长的歌唱生涯中第二次站回到了主流歌坛，这对你重要吗？

　　胡德夫：这些肯定只是对我歌手身份的肯定，但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算是一个缘分吧。《匆匆》里面集合了我30年唱的12首歌，这样的速度和这个时代可能已经非常格格不入了。

　　新京报：上次来内地，你见到了内地的民谣歌手苏阳、万小利等人，并且欣赏了他们的演出。民谣在当下的华语文化中的位置很尴尬吗？胡德夫：现在的资讯非常发达，用以前的思维来看是不可思议的。我的这张《匆匆》刚发，内地很多朋友就知道了。这次来内地巡演，很多朋友也是通过网络知道的。

　　我觉得这样的技术让我们有了一个更便捷的团结在一起的环境。我想有机会累积一些资源、下些决心，把渐渐流逝的语言、语汇、传说，最后变成歌，成为原住民的口传艺术，也希望有共同追求的年轻人跟我一起去做这件事情，把那些快断的脉络承接起来并且延续下去。

　　-记者手记

　　这是胡德夫第二次来北京做公开的演出，北大百年讲堂的多功能厅，原本容纳三百人的场地，站的过道里都是人。这次的胡德夫带来了更多的原住民年轻人一起做表演。

　　《大武山美丽的妈妈》、《匆匆》、《最遥远的路》，这些歌对台下的观众来说早已不再陌生。最后，胡德夫甚至被要求返场演出。

　　胡德夫开启了台湾民歌运动的大潮，但却并没有赢得后来者的风光。蔡琴如今可以在北京年年开唱，罗大佑也曾经成为大批文艺中年包机南下的理由。胡德夫的音乐与如今的歌坛无关，也不能简单的用所谓的“原生态民歌”来套，更非简单的抗议歌曲。他自嘲说，我不是一个好的社会活动家。

　　但是胡德夫的选择和坚持，让他超越了“歌者”这一单一的角色。当晚，共有三百多人冒着雨赶到了北大，在他们眼中，台上的不仅仅是一个歌者，更是一个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