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汉服热”来概括眼下国人对汉服的兴致并不为过，尤其是在近日几十名学者签名倡议“将汉服定为北京奥运会礼仪服装”之后。此前的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议汉服为“国服”，有人大代表建议应在中国学位授予时穿著汉服。这让近年来只在民间流行的“汉服热”陡然升温，被升格到国家“文化战略”和“民族复兴”的语境之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论。

　　“汉服运动”只是近年来在文明传承中新旧纠葛的一个插曲，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对文化传统的寻找。类似的寻找，我们曾在开设私塾复兴国学的尝试中、在百家讲坛红遍中国的影响中看到过。这些寻找，既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状态下，国人对民族身份认同和辨异的渴望，又反映了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人们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因此，不管这种寻找的方向如何、方式怎样，依然是值得关注的。

　　中国的崛起，确实需要文化的支撑。但我们更应追问，我们究竟要从中国文化中获得怎样的品格与精神？传统文化又当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回归？如何才能让“复兴文化”的冲动，催生出适合时代发展的精神品性，而不会成为一种抱残守缺的“复古”；如何才能让“回归传统”的尝试，转化为一种有益于我们前行的“文化推力”，而不至演为一场泥古不化的“虚热”，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有学者认为，“汉服运动”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因此欣喜于这种“民族意识的回归”，但事实果真令人如此乐观吗？

　　“文化自觉”是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在晚年反复倡导的一个概念。它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文化自觉，是在具有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对自己的文化来源、得失的清醒反思。

　　建立在这种反思之上，文化自觉应当有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要求对传统文化保持尊重的态度，有自觉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其次要理解传统文化，解读、发掘传统文化，并使之面向现代做出必要的转换；第三，推动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以“汉服运动”为代表的各种复兴传统的尝试，实际上正暴露了我们在文化自觉方面的欠缺——虽然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了有新的体会和认识，但对这些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究竟应该怎样去理解和发掘自己的传统并作出相应的现代转换，最终推动文化传统的跨地域传播，还缺乏清醒的把握。

　　峨冠博带，打拱作揖，穿汉服，行古礼，作为一种个人爱好，不管是诗意表达怀旧之心，还是真心感受古典之美，都无可厚非。这是文化多元化时代的正常景象，显现了我们社会日益增强的包容和气度。而“汉友”们因网而聚、多为年轻人的特征，他们对文化传统心向往之的钟情，也让人有一种别样的欣喜。只是这样的钟情和热情需要正确地对待，服饰毕竟只是“礼之仪”，并非“礼之义”。与其搞一场争议颇多的“汉服运动”，不如要求在我们今天的服饰文化中，尽力吸收中国元素，体现中国气派。倘若不问“汉服”产生的历史条件，不顾今天发生的时代变化，而定要政府命之为“国服”，甚至认为奥运会开幕式上不着汉服，不去作揖，就是“抛弃自己民族的礼仪，既而断定“在国内也采用外族礼仪形式，不仅是我们对本民族礼仪的不尊重，也无法体现我们民族的自尊自信”，则偏离了弘扬传统的拳拳之心，不仅容易变为一种形式主义的文化复古，也是在跨文化交流中缺乏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同复兴国学靠恢复私塾和强迫孩子读经一样不着要领。

　　放在社会发展的长河里，放在近代以来中国辛酸悲壮史中，“汉服热”确实是一种令人回味的文化符号。在某种意义上，“汉服热”是延绵百年的中西方文化碰撞主题的一种回响，是面对日益强势的西方文化的一种东方手势，但遗憾的是，这个手势含义模糊。西学东渐之后，中国文化传统经历了令人扼腕的“粉碎性骨折”，面对落后的祖国，几代国人陷入深重的“文化自卑”。但即使在那个时代，在中国几乎已经丧失文明发展的基本信心之时，还有学者如后来“以身殉文化”的王国维坚信，当西方文明破门而入，我们惟一的出路就是“相互激荡，相互发明”。文化是需要“相互激荡”和“相互发明”的，中国积贫积弱的时候如是，国力增强上升的时候更应如是。宽衣博带未必就能体现“民族自信”，西装革履也未必就是不爱中国，“汉服热”告诉我们，百年飞逝，斗转星移，但关于如何对待文化传统的命题我们不仅没有完成，而且依然刚刚开始。

　　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在于为文化认同提供基础、为世道人心提供价值标准，而不仅是“衣冠”之形式、传统之“表皮”。今日中国要确立文化自觉，首先要避免文化传承的盲目性，树立从本民族的文化实际思考未来的宏观意识、现代意识，“择大而立”而不是纠缠于细枝末叶，勇于创新而不能一味食古不化。如此，才能让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托举起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增强我们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文化选择中的自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