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曾经有一件事情引起网上热议，这就是电影演员孙俪的停捐事件。旧事重提，事出有因。发生在捐赠者与捐赠对象之间的是非恩怨，总会有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感觉。当时就总想说点什么，但一时似乎又不知如何说起。直到前一段在网上看到一位医生写的帖子，混乱而矛盾的思维才算露出一丝比较清晰的光线。

　　这个帖子的题目是《请不要对穷人大声发笑》。其中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外地民工夜间腹痛如绞，跑来急诊。他脸色铁青，已不能行走，由他矮小的妻子吃力地半驮着进来。作了常规检查后，医生开了处方，他却十分意外地提出一个问题：吃了这些药，能否马上恢复健康?医生告诉他，这种不明原因的腹痛，还需要作进一步检查。不料他认为，既然吃了药，就必须保证治好。最后他拒绝接受治疗，忍着剧烈痛楚，仍由他妻子半驮着离开了医院。目睹了这件事情的帖主感叹道：“当一个人落在贫困的深渊，他不得不违背普通的生活常识，甚至不得不将自我关爱降低到别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其实，这位民工的违背常识不仅表现在他降低对自己生命的关爱，同时也表现在这会扭曲他对人、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包括对这时他最需要的医院和医生的理解。这里说扭曲也许不准确，因为他们实际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他们有着另外一种生活的逻辑。

　　这件事情给我的启示是，也许我们不能用同一种眼光来分别评价停捐事件的双方，甚至最需要考虑的也许不是这当中双方的是非。胡适有过这样一句话：“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无论如何，孙俪作为一个捐助者，其动机不应受到无端的猜疑。捐助者们都希望受捐者将钱用在该用的地方，甚至希望受捐者在道德上不要有明显瑕疵(至少在钱的使用上)，应该说是一种人之常情。谁也不愿意将钱捐助给一个“坏孩子”。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受捐者也是一个现实中的人，而且是一个处在窘迫地位的人。人们在非议富人和强者的时候，总是同时有意无意将穷人或弱者道德化。其实，有时穷人和弱者身上的缺点和毛病会更多，至少不会比富人和强者少。因此我想，孙俪所说的、网上所讲的受捐者的那些问题，或许都可能是存在的。问题在于，即使这些问题都存在，事情是否就像一些人指责的诸如“白眼狼”那样简单和严重。一个身处困境中的穷学生，有时耍点小心眼，甚至不说实话，在一般人看来，也许是不可原谅的，但就其本身来说，也许有着另外的逻辑。贫困给他造成的紧张、不安全感甚至举止失措，也许都是外人难以理解的。

　　当然我不是要为知恩不报行为进行辩护，而是说，看待这样的问题有时需要换个角度。一位自称是“我就是受过资助毕业后杳无音信的人”说，在一般人眼中，受到资助说一声“谢谢”也许非常容易,但贫困生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他们的心理世界和生活世界可能是分裂的，毕业后不和曾经资助过自己的人联系，原因也是复杂多样的。也许，一句“谢谢”在贫困生心中非常沉重。他们或许不小心弄丢了恩人的联系方式，或许心怀感激却不知如何表达，或许事业不够成功无颜和恩人联系，或许他们正在用自己的行动传播爱心，或许本着非常强烈的自尊心，把一句“谢谢”永远留在心底。“毕业后杳无音信”，并不说明那些受资助的学生是忘恩负义之徒。

　　问题出在哪里？也许是出在捐助者和直接受捐者之间的关系上。

　　我们可以把捐助行为分为两种：一种是捐助者直接对受捐者的，可以称为直接捐助；一种是通过慈善机构实施的，可以称为间接捐助。孙俪对贫困学生的捐助就属于直接捐助。直接捐助的一个特点就是其中承载了太多的个人因素，尤其是施恩与感恩的关系，甚至其中有一种拟亲属化的因素。

　　正如孙俪的经纪人所说：“孙俪和妈妈不但给张某寄钱，还特别关心他的生活。孙妈妈知道这孩子的母亲身体不好，还满上海地去买药寄过去。孙俪母女不是把他看成一个单纯的资助对象，而是当成了家人”。其实，在一个家庭中，孩子要钱，家长给，给的同时还夹带训斥和教训，这不是正常发生的事情吗？然而，当成家人毕竟不是家人。原因就在于，这种直接的捐助关系形成的是一种施恩与感恩的关系，而施恩者对于受捐者的感恩期待与自尊心脆弱的受捐者的感恩回报往往并不一致。也即直接捐助关系中的施恩感恩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脆弱和难以均衡的关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他们经常帮助的人不知感恩图报，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有一句评论是切中要害的，“把爱心的、慈善的、公益的好人好事搞成童话寓言，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悲哀在什么地方？我想不能仅仅将这个问题放到道德的层面去讨论，而应当思考我们的捐赠模式。在我们的社会中，常规化的捐助行为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在社会信任结构缺失，人们对慈善事业又比较陌生的情况下，捐助行为更多采取了直接捐助的形式，但这也就很容易发生上述的事情和遗憾。问题的解决，也许有待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使捐助的形式更多地由直接转为间接。